1995年，30歲的張越進入中央電視臺，成為《半邊天》的節目主持人。
那時候的她留著短發，身型圓潤，總是喜歡穿著寬松隨意的衣服。
她很特別。
端莊、溫柔、知性，臺里的女主播換了一批又一批，而她的形象一直是犀利、直接，甚至還有些尖銳的。
張越的主持生涯里有許多高光時刻。
一個反復被提起的例子是，在韓紅因外形遭受諸多非議和惡評時，是她主動邀請韓紅到央視做客，給予了韓紅走入主流媒體的機會。
可張越本人對這些所謂的“名人效應”并不在意，相反的，她更想訴說的，其實是平凡日子里的平凡人生。
張越的主持生涯也有很多灰暗故事。
比如在她剛剛主持《半邊天》時，就曾因外貌與身材遭到攻擊，有觀眾寫信給央視質問臺長：“張越是不是你家親戚？為什么找她當主持人？其他人都死光了嗎？”
多年來，張越探討著偏見與女性的關系，也一度活在“偏見”里。
她從不為此擔憂，她足夠個性和強大，這是她與《半邊天》與生俱來的緣分。
將時間撥回到張越入職央視的前一年。
1994年，聯合國決定于次年在北京舉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即將退休的中央電視臺高級編輯壽沅君，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決定背后的東西，一個“史無前例”的想法開始在其腦海中構思。
在過去近40年的時間里，央視為許多人群創辦過專門節目，唯獨忽視了女性群體，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意識到這一問題后，壽沅君聯合其他兩位編導一同起草了一份女性節目策劃書，并將其遞交到臺里，審核很快通過了，《半邊天》誕生了。
央視《半邊天》節目片頭
《半邊天》初現雛形的這一年，張越29歲。
1988年從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她一直在某中專院校當語文老師。學校主攻金融類學科，語文成了課表里最不重要的存在，生活很清閑，課余時間也可以發展一些副業。
大學畢業后，張越的許多同學都進了電視臺，某天一位在央視實習的同學找到她，說臺里現在急需兩個小品劇本，想請她幫忙寫一下，閑著也是閑著，她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編劇生涯。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英達留學歸來，正式將“情景喜劇”的理念引入國內電視行業。
1993年前后，英達執導的《我愛我家》開播，廣受好評。觀眾的呼聲不斷，制作方也欣喜萬分，于是馬上通知劇組，要在原有的劇本基礎上再加80集的篇幅。
情景喜劇《我愛我家》海報
當時《我愛我家》的總編劇是梁左，得知這一消息后哭笑不得。情景喜劇邊寫邊拍的高壓模式本來就讓他崩潰，如今要再加80集，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了幫梁左分擔壓力，英達找到了張越，彼時他聽說，這位女編劇寫劇本的速度奇快，而且筆下的段子和包袱總能讓人眼前一亮。
在認識英達之前，張越根本不懂什么是情景喜劇，這個東西她沒寫過，也不會寫。英達倒不在乎，哈哈一笑，告訴她：“反正誰都不會寫，全中國也沒編劇寫過，試試唄。”
英達說得坦誠，張越也不好拒絕。她問導演要了幾期已完稿的劇本，回家看了看，樂得“笑出了豬聲”。
興致來了，她當晚就寫出了2集，其中有一集便叫《真真假假》，講的是傅明老爺子（文興宇飾）假裝生病為引起全家注意，結果反被誤診為癌癥的故事。
《我愛我家》片頭截圖 編劇：張越、梁左
在《我愛我家》的后80集中，張越參與編寫了近20集內容，王志文和江珊也曾客串演出過她編劇的章節。
江珊、王志文客串演出《我愛我家》（1993）
《半邊天》正式播出后，央視推出了一系列以女性群體為主視角的欄目，這當中有一檔節目名為《好夢成真》，節目內容就是用24小時的時間，幫一位女性完成心中的夢想。
那個時候張越是這檔節目的策劃之一，過程中她發現，節目組拍過的女孩夢想大致可以總結為三種：歌星、模特和空姐。
閑聊時她跟編導說：“這有什么意思？如果是我，我就夢想當個廚子。”
一句無心之言，又把張越從幕后送到了臺前，她沒想到，過了幾天節目組竟真的把她送到了蘇州松鶴樓，體驗了一把當廚子的感覺。
在蘇州體驗廚師生活的張越和大廚師父
這期節目播出后，意外收獲了不錯的收視率，而張越面對鏡頭絲毫不膽怯、能說會道的表現也引起了《半邊天》制片人的注意。
此后，《半邊天》接連三次邀請張越做對談嘉賓，直到第四次見面，制片人才告訴她，其實節目組一直想找一位可以主持脫口秀欄目的人，但臺里的女主播更習慣傳統主持模式。節目組想讓張越試試，又擔心觀眾無法適應，畢竟在此之前，央視舞臺上的女主持大多為倪萍、楊瀾這樣的知性形象。
所幸，觀眾的反響還不錯，張越入職央視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是1995年，30歲的張越坐進了《半邊天》的演播廳，彼時的她只覺得“這事挺好玩”，全然不知道命運的轉折也就此開始了。
張越早期入職央視的樣子
作為親身參與者，張越是最早發現《半邊天》與其他節目有本質不同的人。
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它是當時央視唯一一個以性別定位的節目，還展現在許多細節上。
在《半邊天》工作的每一位成員，在正式上崗前都要進行性別培訓課，許多編導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才了解到，原來性別也分為“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
簡單講來，生理性別是二元的，只有男、女之分；可社會性別是多元的，指作為一個男性或女性的社會含義，泛指社會對男女兩性及兩性關系的期待、要求和評價。
在《半邊天》剛剛開播的那幾年，許多話題都是圍繞“社會性別”展開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構成是否合理？如何消除“男強女弱”的刻板印象？“養兒防老”背后的性別歧視……
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仍在被討論著，而這也是張越心中《半邊天》的成功之處：
節目探討的不僅僅是時下熱點的話題，更是一代人的思考與困頓。
《半邊天》節目截圖
對于女性相關的話題，張越和《半邊天》都是敏銳的。那時候有一則女士內衣的廣告上寫著“挺起胸才能抬起頭”，言外之意，大胸值得驕傲，胸小很不體面。
張越和編導看到后火冒三丈，立刻就制作了一期節目，主題便是探討社會對于女性的某些期待是非常冒犯且帶有歧視的。
最初進入《半邊天》的日子，張越對這份工作帶有無限的熱情。
節目在深夜播出，而她的工作內容，便是坐在演播廳里與多位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探討一些時下敏感的話題。
上到女性在歷史中的角色扮演，下到女性在日常生活里的衣食住行，張越每一次都奔著“干倒男嘉賓”的目標使勁兒，一度以為在辯論中取得勝利，便是女性的勝利。
可漸漸地，張越感到了疲憊與無奈。
每天坐在演播室里高談闊論有用嗎？在節目中，她可以以一個女主持人的身份用嘴“打敗”在場的男嘉賓，可節目結束后呢？那些實實在在生活在普通日子里的女性，是否會因為自己的一次談話，而獲得尊重和理解呢？
內心的疑問和糾結越多，張越對于《半邊天》的歸屬感就越來越少。節目的宗旨是“傾聽女性表達”，可坐在密不透風的演播室里，她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外面的聲音了。
1997年，張越決定從央視辭職。她找到了領導，說出了內心的顧慮。領導反問：你覺得的“女性聲音”應該如何表現？
張越默不作聲，因為她也不知道答案。僵持中，領導拒絕了她的辭職申請，讓她回去再想想，而張越這一想，就是整整兩年。
不需要主持的日子，張越再次回到幕后做起了策劃，時常會跟著節目組出差采風。
一次，她與同事一同到深圳羅湖火車站錄節目。在火車站的女廁所里，她發現蹲坑的木門上寫著許多字。她本以為會是一些有關住宿、租房，或者色情服務的信息，但走近一看，大吃一驚。
“深圳我愛你，你給了我夢想；深圳我恨你，你奪去了我的靈魂。”
在那些骯臟破舊的木門上，張越看到了無數“深漂”女性內心的掙扎和無奈，那些都是她們平常無法訴說，卻又渴望被聽見的心情。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張越斬釘截鐵。
從深圳回到北京后，張越再次回到了《半邊天》，并提出了走出演播廳，與女性面對面交流的節目改版要求。
對此，領導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在深圳火車站女廁里寫字的可以是任何一位女性，那后續節目的具體選題該如何確定？
張越回答：有故事、有經歷，通過她能夠清晰看見時代和群體的人。
帶著一個并不具體的形象，張越和節目組開始了“尋人”之旅。
她曾采訪過一位姓楊的女性。結婚前，小楊是一位叛逆少女。初中畢業后，她自愿放棄了重點高中的錄取名額，跑到社會上打零工，幾年后，通過自學她又考上了北京工藝美術學院服裝設計系。
24歲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下，她與一個男孩閃婚，不久之后，二人又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此后，她聽從婆婆的意見，辭去了原本高薪的設計師工作，在家做起了全職媽媽。
女兒上小學后，她有了回歸職場的想法，可在婆婆眼里，這是小楊有“外心”的表現，說什么也不同意兒媳外出工作。幾番爭執無果，小楊選擇了離婚，除了女兒的撫養權，她什么都沒要：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我不需要。我可以再掙，我不在乎。”
《半邊天》節目截圖
與小楊形成對比的，是一位來自貴陽的大姐，名叫麗麗。在40歲之前，她近乎完全喪失了人生的掌控權。
出生于60年代的偏僻農村，麗麗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最多的事，就是忍受饑餓和貧窮。小的時候，一家五口擠在月租5元的草房里，16歲之前麗麗甚至不知道睡在床上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
成年后，麗麗到貴陽打工，因為沒有錢租房，她在老鄉家里的豬圈中睡了一年。經工友介紹，她認識了后來的老公，對方是一名刑滿釋放人員，曾因詐騙被勞教處罰。男人告訴麗麗，結婚之后便可以讓她吃飽飯、穿好衣、住樓房，于是為了生存，她結婚了。
婚后，男人嗜賭成性，每次輸錢都會對麗麗拳打腳踢。恐懼和傷痛成了婚姻里的噩夢，將近10年，麗麗只能依靠安眠藥入睡。
改革開放之后，麗麗經營起一間飯館，生意越來越好，小飯店變成大酒樓，麗麗逃離了貧窮，卻沒能離開暴力的丈夫。
根據麗麗回憶，在婚姻存續期間，丈夫曾向自己提出過上百次離婚，每一次都是要一筆“賠償金”，拿到錢就反悔。終于有一天，男人又一次開出條件：一次性拿出35萬，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麗麗有些意外，問這次是真的嗎？對方給出了無比肯定的回答，理由是：一位算命的說麗麗“八字太硬”，二人如果繼續在一起，男人一輩子都別想發財。
這樣的理由讓張越哭笑不得，她問麗麗，為什么明明那么痛苦，卻還只是被動地等待丈夫離婚，而不是主動主張權利？
麗麗回答：“我怕他會殺了我。”想了想，她又說：“所以說女人可憐啊。”
《半邊天》節目截圖
一個人出生、成長的環境決定了其眼界與三觀，于是圈子形成了，差異也隨之產生。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張越采訪的女性中，提到“愛情”，從小生活在城市的女人會聊到瓊瑤電視劇、亦舒小說對自己的影響；可農村女性更多看重的是“找個人過日子”。
在都市女性的眼中，新時代的兩性關系更注重自由與個性的表達；可對遠在農村的婦女來講，“愛情”也許只是生活中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生存遠比浪漫重要。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差異？不同條件下的婚姻是什么樣子的？問題產生后又如何解決？
張越知道，如果不是因為要做《半邊天》，這些故事她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聽到，這些問題可能永遠沒有答案。
張越主持《半邊天》節目截圖
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波瀾壯闊。
張越說，主持《半邊天》以來，這是她最真實的感受。
早些年想要找到一些愿意表達自己的女性，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為了傾聽她們，張越和節目組時常需要扛著攝像機全國各地跑。
見到的人越多，張越便更能清楚地感覺到，外界給予一個人的所謂期待與標準，往往與其內心真實的想法和現實人生大相徑庭。
張越采訪現場
張越曾采訪過一位姓胡的女士，在外人看來，她的人生近乎“無可挑剔”。胡女士在供電局工作，丈夫是她的同事，二人都是那個年代少有的大學生，收入可觀。結婚后不久，他們成功分到了房子，不久之后又生下了兒子。
在外人看來，胡女士事業有成、家庭幸福，可見面后張越才知道，原來胡女士的丈夫沉迷炒股許久，近乎賠掉了家中所有積蓄，日常工作或者股市不順，他便會對胡女士拳腳相加。
過去幾年，胡女士幾次想過離開，但每次見到丈夫誠懇地道歉，她都會心軟、選擇忍耐。直到有一次，她親眼目睹了丈夫將年幼的兒子打得渾身是傷，而理由僅僅是寫錯了兩個英語單詞，她終于忍無可忍，提出了離婚。
“過去以為每個家庭都一樣，有了問題就想著‘生個孩子就好了’，可現實并不是這樣的。”胡女士告訴張越。
《半邊天》節目截圖
“婚姻就是‘真心話’與‘大冒險’的結合體。”張越說，過去講起女性與婚姻的關系，大家都習慣用“幸福”和“不幸福”去衡量和定義，但走近了才發現，一切遠比想象的復雜。
《半邊天》還有一期節目叫“花甲新娘”，講的是一對“老少戀”，女方比男方大32歲。
節目組扛著設備找到二人居住的村子里，問當地村民如何看待這對夫妻，不出意外的，大多數人的評價都繞不開“不正經”。
在后續的采訪中，節目組得知，因為這段“忘年戀”，夫妻二人已與全家人斷絕關系，為了能夠和26歲丈夫“在外貌上匹配”，已經58歲的妻子還去整形醫院做了全臉除皺手術。
《半邊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09）
由于一直遭受排擠和非議，他們搬到了遠離村莊的地方，常年住在自建的窩棚里。幾乎所有人都默認他們的愛情“不會有好結果”，唯獨他們堅信“只要倆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生活就能幸福。”
如今十幾年過去了，這對相差32歲的愛人仍然相守。短視頻時代來臨后，二人開始嘗試在網上發布一些日常視頻，憑此還成為了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絡紅人，查看評論，議論仍在繼續。
十幾年過去了，人們還在為此爭論，他們真的幸福嗎？答案可能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半邊天：花甲新娘》主人公（2022）
剛開始做節目時，張越很喜歡爭論，對與錯，是與非，大家擺在明面上說得清清楚楚。
可當她真的走進故事，走近那些主人公，她漸漸發現，相比“說”更重要的是“聽”。
《半邊天》中出現的每一位女性，都不應該被看做是節目輸出觀點的工具，而應該是被看見和了解的，有血有肉的個體。
《半邊天》節目截圖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后，各行各業都迎來了巨大的轉折，同時邁上新臺階的還有《半邊天》。互聯網飛速發展，人們接收到的信息快速增多，表達欲也愈發旺盛。
在那幾年間，張越的電子郵箱每天都會塞滿全國各地觀眾的來信：
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進入工廠的女工、在婚禮上突然逃跑的新娘、將“擁有500萬資產，性能力正常”作為條件在網上征婚的中年女人、東北偏遠山村里唯一的女教師、沉迷“哈韓”追星的女大學生、將高薪工作辭掉跑去國外學習西點的公司高管、中國首批開始學習測謊儀知識的女警官……
通過那些來信，張越看見了一個又一個平凡人的故事。透過她們，又感知了歷史的進程、歲月的變遷，以及隱匿在時代車轍中的矛盾與糾結。
張越曾參訪過一個在縣城糧食局上班的女孩，二十幾歲，每天唯一的工作內容，就是獨自守著一間昏暗的倉庫。
在WiFi和智能手機還未出現的日子里，女孩沒有任何可以用來打發時間的東西，她很壓抑，很想逃，但看倉庫在當地是一份“鐵飯碗”，她也擔心外面的世界會讓人傷心。
“她每天就一個人坐在那里。”張越清楚記得，那間倉庫沒有窗戶，非常安靜，只有鐘表秒針滴答滴答走動的聲音，一股擔心忽然涌上心頭：“這姑娘的一輩子會不會就這么過去了？”
還有一個在報亭工作的女孩，她告訴張越，自己每天守在不足5平米的報攤上，如果沒有人幫忙看店，她連廁所都不敢上。報紙和雜志本是幫助人們開闊眼界的東西，可為什么偏偏束縛了她？
張越到外地采訪（圖中黃色衣服）
在老一輩人眼中，19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都趕上了“好時候”。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物質的不斷豐盈會讓人滿足，同時也容易迷失。
一個女人擁有一份穩定到有些無聊，而且收入并不算高的工作，這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及格的人生”，可她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真心話總是很難被耐心傾聽。
《半邊天》節目截圖
有一次，張越到山東采訪一位愛好打扮，穿著時髦的農村婦女。
白天在地里干完農活，她習慣回家換上旗袍“美一下”，到了晚上再換一身寬松的衣服洗衣、做飯，為此她被村里人喚為“楊三換”。
農婦只有初中文憑，卻酷愛寫詩，村里人笑話她，家里人也埋怨她瞎折騰。漸漸地，她便不再寫了。采訪時張越問她，上一次寫詩是什么時候？
農婦回答：“在夢里，但是沒有爬起來記下，詩就被壓死在夢里了。”
《半邊天》節目截圖
在主持《半邊天》的十幾年中，許多人給張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其中便有劉小樣。
2001年，張越第一次在觀眾來信中見到“劉小樣”。在那封信中，劉小樣寫，自己現在正住在一個距離北京1100的北方平原深處，這里的一切都是平的，就連生活也是“平”的。
她說自己很喜歡讀書，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她總是讀不到書，所以內心非常苦悶。
最初張越并不覺得劉小樣特別，畢竟農村婦女想要學習文化知識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半邊天》的節目策劃察覺到這也許是一個值得深挖的選題。
劉小樣
這一年冬天，張越與節目組來到了陜西關中平原，見到了“八百里秦川”，也見到了劉小樣。
第一次錄制并不順利，面對鏡頭劉小樣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張越知道這是對方緊張，于是在接下來的三天，她暫停了錄制，與劉小樣一家人同吃同住，大家的關系變得異常親密，錄制便又一次開始了。
攝像機擺好，張越就位，一切準備就緒，開機，不想劉小樣再次失語了。
在那個下著小雪的下午，張越和劉小樣在田邊坐了幾個小時，可無論她如何引導，對方始終說不出一個完整的長句。
張越采訪劉小樣
眼見著聊不出什么了，張越想放棄了。她對攝像老師說，去周圍拍些空鏡備用吧，“太絕望了，覺得這期節目只能這么將就了”。
攝像師離開后，只剩張越與劉小樣面面相覷，為了緩解尷尬，張越問：“你總說自己不開心，那怎么才能讓你開心呢？打個比方吧，此時此刻你最想變成誰？你就能滿足了。”
誰知劉小樣想都沒想，脫口而出一個字：“你。”
張越很驚訝，問她為什么？劉小樣回答：“因為你上過學，你有工作，你有同事，你有朋友，你出過門，你哪兒都去過，外面的事情你都知道。”
可是劉小樣哪里都沒去過。
在已經過去的三十年人生里，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奉獻給了田地與灶臺，在年幼的女兒眼里，母親就是“一個會做飯的人”。
劉小樣的家距離西安城區不過幾十分鐘車程，往返車票只需要9元，可在結婚前她竟一次也沒有到過西安。
在農村，有錢可以置地蓋房，但是不能買書；可以買衣吃飯，但是不能外出旅游。因為只要一個農村女孩流露出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就會被扣上“不安分”的帽子——非議是可以“殺死”一個人的。
劉小樣告訴張越，結婚之后，丈夫也帶她去過一次西安城里，站在繁華的街道上，她的眼淚噴涌而出。“城里的女孩敢穿黑衣服，而且穿得那么好看，那么自信”。
“那你為什么喜歡穿紅衣服呢？”張越問。
“可能是想在衣服上寄托些什么吧。”劉小樣答：“這里的一切都是土的，如果再穿的和土一樣，那就更土了。”
溝通從此順暢起來，張越明顯感覺到，劉小樣內心里的一塊地方被打開了。在后續的對話中，她感受到了劉小樣心中對于大山大海的渴望，也知曉了她不甘只是做一個好媳婦的無奈，她只是不想被溶解在平靜且一成不變的歲月里。
“時代都走到哪里了？還要女人總是這樣。”這像是在反問張越，又像是一種極為篤定的告誡，人總要向往點什么，劉小樣說：
“我寧愿痛苦，也不要麻木。”
與劉小樣的對話結束了，張越急得渾身是汗。攝像不在，機器沒開，如此完美的采訪，全都錯過了。可就是在此時，她忽然發現攝像師竟躲在一個特別不起眼的地方，悄悄拍完了全程，“這期節目其實攝像救下來的”。
采訪結束后，張越回到了縣城賓館，準備第二天啟程回北京。當天夜里，劉小樣再次找到了她，哽咽地說：“你忽然地來了，又忽然地走了，就像一場夢，你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了。”
2001年的冬天，張越與劉小樣完成了一場極為震撼的對談，同時也幫助張越捧回了中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
然而獎杯和榮譽之外，張越更看重的其實是這場對話本身的價值。
《我叫劉小樣》播出后，很多觀眾表示，在劉小樣的身上看見了自己、媽媽、姥姥、奶奶的影子。她們出生的年代各不相同，可面對感情、生活的困惑卻總有相似。
現實不停賦予個體標簽和價值，職場女性、全職媽媽、成功女人、農村媳婦……她們不停地被定義、被解構、被描述，可拿掉這些標簽之后呢，她們是誰？
“所以把《半邊天》定義為女權節目是錯誤的。”張越反復強調：“這是一個平權節目。”
它的出現不是為了伸張“你要給我這個權利”，而是要宣揚“我本該擁有這項權利”。
這是一種反省，也是一次自省。
自1994年開播以來，《半邊天》的播出時間大多在凌晨或者早間時分，口碑雖好，收視平平。
2010年7月，《半邊天》幾經改版后，正式宣布停播，這一年，張越45歲。
根據臺里的安排，她開始了新的工作，一直到2022年春天，57歲的張越正式從央視退休。
離開電視臺之后，她受邀參與了一部舞臺劇的演出，和多年前進入《半邊天》節目組一樣，這次她選擇加入的理由仍是覺得“挺好玩的”。
期間，她也接受了一些媒體的采訪，講起離開《半邊天》的日子，偶爾也會覺得遺憾。
第一次讀到余秀華的詩時，她的內心就有一股沖動，“如果這是在《半邊天》，我一定現在就沖過去找她”；后來她又知道了宋小女，表示“這樣的故事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事兒”。
前段時間，張越讀完了楊本芬老人的書籍——這位年逾80歲的老人用極為質樸語言，描寫了中國農村100年間家族中四代女人的命運沉浮，她倍感震撼。
她想，自己應該去找她聊聊，但轉念一想，算了吧，有緣總會再見的。
張越近照
幾年前，張越去國外出差時，一位中國留學生忽然撲到她的懷里，激動地告訴她：
自己出生在河南農村，家中重男輕女，所以她一直不受重視。看過《我叫劉小樣》之后，女孩便決心要好好讀書，就像劉小樣說的那樣，以后出去看看大山大海，如今她終于做到了。
女學生的出現讓張越想起了一個久違的人，那個愛穿紅衣，倔強重復“我不接受這個”的劉小樣。
那次采訪結束后，張越和劉小樣始終保持著聯系，期間她也曾邀請劉小樣到北京參加節目，但大家也只是短暫重逢，而后又歸回各自的生活。
《半邊天》停播后，張越弄丟了手機，劉小樣也再沒有主動找過她，二人從此斷了聯系。
張越、劉小樣、白巖松參加活動舊照
2020年，《人物》的記者安小慶再次來到陜西，找到了已經“消失”10年的劉小樣，并看到了《我叫劉小樣》之后的故事：
她的面容沒有太大的變化，她的頭發仍然黑亮，她的笑依舊燦爛，她的向往仍在外面——
她還是沒能走出平原。
好像有點遺憾。
但張越可能不這么想。
因為有些聲音能被聽見，就很難得。
而有些人，已相忘于滾滾紅塵；有些事，已消失于茫茫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