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津湖》又要拿獎了。在剛公布金雞獎提名中，《長津湖》一口氣攬下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等八項提名，實至名歸。電影中易烊千璽飾演的伍萬里，其實是很多長津湖參戰士兵的縮影，塑造這個人物時，創作組參考了很多原型。16歲的新兵蛋子、雪山上的冰雕連，其實都是真實的故事。雖然電影只結束在那句讓人淚如泉涌的臺詞上：“第七穿插連，應到157人，實到1人”。但今天我想講一個電影之后的真實故事，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伍萬里”的原型之一，但他的人生，遠比《長津湖》震撼。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志愿軍291團政委和他的偵查參謀在執行任務時遇到了一具“尸體”。零下幾十度的天氣里，他躺在冰河旁一動不動，似乎已經沒有任何生命跡象。他們將這具“尸體”小心翼翼地翻過來，想要確認這位戰友的身份，才發現這個人竟然還活著，只是陷入了昏迷。不過眼前的景象，讓兩個人觸目驚心得說不出話來：這個看起來相當年輕的戰士，滿臉都是凍得開裂的血痕，最駭人的是他的左眼——只剩下一個血糊糊、黑洞洞的窟窿。他腹部的衣服已經被血浸透，凍成了塊，楊參謀伸手一摸，摸到一團軟乎乎的東西，低頭一看，是一截腸子，已經流出了體外。而這時，這具“尸體”竟然醒了過來。高燒燒得他已經意識模糊，從他斷斷續續的話語中，他們得知這個年輕人是執行長津湖二五〇高地的阻擊任務的二連戰士。全連53個人，只剩下他一個。他叫朱彥夫，那一年，他17歲。他的故事，要從這場戰役說起。
冷。餓。朱彥夫分不清哪種感覺更強烈。這是他們守住高地的第3天，粒米未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他和幾個戰友吃了一些從絨被里掏出來的棉絮，可以讓胃里不那么難受。12月份，長津湖南部的氣溫已經到達了零下三十多度，戰士們如果不戴手套去握槍，手在離開槍體的一瞬間就會撕下手心一塊皮。在這樣饑寒交迫的處境里，他們只有少得可憐的彈藥，和激戰2天后僅剩的19個傷兵。而遠處，是美軍兩個裝備精良的主力營。二十多輛坦克、數十門火炮、飛機，都瞄準了這塊風雪呼嘯的高地。天漸漸黑了，新一輪的轟炸又將到來。朱彥夫不知道自己能挺多久，但連長下了死命令：“只要還有口氣，就得打。”他們拖住敵人的時間越長，大部隊就能越安全地轉移。他在連隊里年紀算小的，但卻已經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兵。14歲起朱彥夫就跟著部隊，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大大小小數次戰斗。
參軍是他瞞著母親偷偷報名的，那時他年紀小，部隊不肯要他，朱彥夫就跟著隊伍一直走，硬是磨進了隊伍。母親一定很想念他，也一定十分埋怨他……但這些思緒此時的朱彥夫都無暇顧及，他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應對今晚的阻擊，只有活下來，他才能回家。戰斗打響了，那晚的炮火前所未有地猛烈。美軍從空中、地面合圍地毯式地轟炸，把整個山頭都翻了個個，這些炮彈炸毀了他們單薄的掩體，也炸斷了朱彥夫回家的路。當二五〇高地上的硝煙緩緩散去，被彈火耕翻了千百遍的碎石凍土之上，朱彥夫逐漸恢復了意識。四周除了風聲，只剩死一般的寂靜。他睜開眼睛，卻發現右眼相當模糊，而左眼完全看不見了。他想動動手和腳，卻不聽使喚。與此同時，腹部和口腔內卻傳來一股灼燒一般的刺痛。“他娘的，壞事了，受了重傷？連眼睛也都瞎了？手為啥沒知覺？”當再次把手貼到嘴上，用牙狠狠咬了幾口仍無知覺后，他立即想到雙腳也可能被凍壞，猛地，連續站立幾次，結果都摔倒在原地。“雙手、雙腿、雙眼，還有腦袋，都完了？都報銷了？”他下意識地伸手摸了一把身子周圍，沒有摸到任何東西。
對于這場戰斗最后的記憶，朱彥夫只記得連長犧牲前對他說，“咱爺倆有一個——最好是你能活下來，那該多好啊！”可朱彥夫此刻卻只想了結自己。他想開槍自盡，但手已經凍成一個拳頭，連扣扳機都做不到。不知道過了多久，遠處山谷突然傳來模模糊糊的槍聲，這讓朱彥夫迅速警覺起來——有槍聲，就意味著有部隊。只要有部隊，他就要想辦法與部隊取得聯系。朱彥夫開始了他這輩子最漫長、最艱難的行軍。依靠手肘和膝蓋，一半靠爬、一半靠滾，他朝槍聲的方向，一點一點艱難地行進。不知是第幾天，他爬到一條冰河上，突然一條腿掉進冰窟里去了，幾番拼命掙扎，終于爬上岸來，但已精疲力盡。他再也爬不動了。
截肢。這是醫生給出的建議。朱彥夫被送到醫院時，四肢已經被完全凍壞，他的雙腳甚至已經與鞋子黏連在一起。在朱彥夫昏迷的93天里，醫生為他進行了47次手術，顱內取彈、腹內排異、四肢截肢、面頰植皮，他的兩只手從手腕以上被鋸掉，雙腿則從膝蓋以下7厘米處截斷。
最后醫生看著這個手術后已經不足60公斤的軀體，只能嘆息著說，“如果他能活上3年，就稱得上一個奇跡！”3天都難。朱彥夫從長達三個月的昏迷中蘇醒過來時，第一個念頭就是“不想活了”。“我才17歲，失去了四肢，失去了左眼，和一個廢物還有什么區別？”那段時間，后方醫院每天都能聽到朱彥夫痛苦的嚎叫，“還我的手！還我的腿！”可是醫生無法回答他，敵人的炮火和長津湖的風雪，亦無法回答他。17歲所代表的所有青春和希望，都在炮火和冰天雪地中，隨著他的四肢一起被生生截斷了。有一天趁護士不注意，朱彥夫翻下床想要從窗口跳下去，短短一段距離，他爬了大半個小時，渾身大汗淋漓，傷口的線也崩開了，才從床邊爬到桌子的邊緣。他絕望地意識到，自己已經連結束生命都無法做到了。醫生發現后，對著他痛罵了一通：“我們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花費了這么多的精力，終于從死神手里把你奪了回來，現在你竟然想著去送死！你的命是多少人換回來的？你在戰場上連敵人都不怕，現在竟然怕了？”朱彥夫痛哭流涕。命是戰友給的，他活下來，覺得羞愧，又覺得傷心。但從那以后，朱彥夫開始配合治療。既然不能死，那就好好活。
身體復原后，朱彥夫被轉移到榮軍休養院，他的身體情況屬于“特級傷殘”，在療養院有專人看護，一輩子衣食無憂。但這樣的日子過了4年，朱彥夫漸漸不甘心于做一個一輩子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的“廢物”。從劇變中淬煉出來的心靈只會更加堅韌，朱彥夫做了一個震驚所有人的決定：主動放棄榮軍休養院的特護待遇——他要回家。他在日記中寫：“與其腐爛，不如燃燒！”1956年，朱彥夫的母親在家中見到了以為已經犧牲多年的兒子，她哭了又哭——沒了雙手雙腳，他以后要怎么辦？但朱彥夫已經想好了，沒有手腳，照樣能生活。他拒絕母親給他洗衣做飯，開始學著自理一切。首先是走路。先在殘肢上裹一層襯布，然后套上假肢，用皮帶固定。
朱彥夫和他的假肢這三個看似簡單的步驟，因為朱彥夫沒有手，而變得艱難萬分。一副6米長的襯帶，有時候綁半天都綁不好，更別說給皮帶穿環插扣了。好不容易安上假肢，朱彥夫拄起拐杖，猛一使勁站立起來，剛剛揚拐抬腿，就“哐當”摔倒在地。長達幾個月的時間里，朱彥夫都在反復地練習摔倒和爬起來，雙腿的創面磨出了鮮血，結了痂，又磨破，最后變成了厚厚的繭子。其次的難題是做飯和吃飯。最開始切菜，他要兩只殘肢和嘴并用；生火時先用膝蓋固定火柴盒，然后兩臂夾住火柴歪歪扭扭地劃拉，要么點幾十次都點不著，要么被火燎了頭發。吃飯只能用兩個胳膊碴夾住勺子，慢慢往嘴里送，灑了、歪了，是常有的事，別人吃飯是為了補充能量，他吃一口飯，卻要付出數十倍的能量。就這樣日復一日，朱彥夫再次創造了一個奇跡：他能夠自行吃飯、喝水，裝上假腿行走，解大小便……現在，他要做一些更難的事了。
山東省沂源縣張家泉村，是個數十年來與世隔絕的窮山溝。老輩人說，張家泉村兩山跨東西，九曲河從村前穿過，村基北高南低，富根扎不進，蓄財擋不住。這是朱彥夫的家鄉。他回來，就是想為家鄉做一點事，做好事。不需要完整的軀體，但需要一顆完整的心，“有心臟、有大腦就是一個整人，有些人身子全，可不做好事，有心有腦反是禍害，那才是真正的廢人！”朱彥夫相信有心就能辦成事，讓這里不再那么窮，讓他的鄉親能過上好一點的日子。想要從根源上消除貧困，朱彥夫明白只靠物質上的富裕是不夠的，最先要解決的是村民文化上的貧瘠。大部分村民并不識字，朱彥夫拿出自己的撫恤金，在村子里辦起了掃盲的夜校。那時男女老少，四五十口人擠在一間小草屋里上他的課。朱彥夫用兩只殘臂夾著脆弱的粉筆寫板書，總是寫了斷，斷了寫。他創造了很多工具讓自己能把課上得更順暢，比如給粉筆套上空彈頭，這樣寫起來不容易斷。
張家泉村的夜校辦了5年，1800多個夜晚，朱彥夫的課風雨無阻。字要一個一個地認，日子也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1957年，朱彥夫被推舉為村黨支部書記，那些跟著他學字的村民，將整個村子的前途托付給了這個特等傷殘的年輕人。從那以后，朱彥夫沒停止過奔波。拖著8公斤的假肢，拄著拐杖，朱彥夫走遍了村里的山山嶺嶺，才發現張家泉村有一千多畝的荒山，好幾百畝都是山坡地，沒有水源澆灌；農田更是堆滿了石子和雜草，貧瘠得可憐。沒有水，就打井修渠。沒有良田，就棚溝造田。“這么大的工程，干得了嗎？”有人懷疑。朱彥夫氣得把拐杖敲得梆梆響：“不干，溝還會一年年荒下去；整起來，就是咱村的糧囤子。講困難，我這個殘廢都不怕，你們還怕啥？”
十幾年的時間里，朱彥夫帶著村民打了好幾口大井，修建了上千米長的水渠，整理出了110畝農田。哪怕冬天斷肢被凍得發麻，血水把假肢和傷腿都凍在了一起，哪怕夏天又一不小心磨出的傷口就化膿發炎，但看著這些水和田地，朱彥夫打心眼里高興。他知道，張家泉村不用靠天吃飯了。70年代初，朱彥夫又為村里通電的事開始奔走。小鄉村沒錢買架電材料，他找沿線十幾個村的干部商量，大家都面露難色：有那必要嗎？先點油燈湊合吧。朱彥夫不愿湊合。有腿的不跑，他這個沒腿的去跑。這一跑，就是七年。南京、上海、西安……他拖著殘缺的身體四處找材料。為了備齊架電材料，他不舍得多花一分錢，晚上常常在馬路邊卸下假腿枕著睡覺，不敢多吃飯、多喝水，因為出門在外要盡量減少解便的次數。朱彥夫一年一年地奔走，收集的電料所能架設的高壓電路公里數，也一公里一公里地增加。1980年，習慣了黑暗的張家泉村第一次亮起了燈。沿線的十幾個村子，也因為這條線路光明起來，過上了亮堂堂的日子。朱彥夫在任的二十五年，張家泉村從貧困村變成了先進村。這個沒手沒腳的書記，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
1982年，60歲的朱彥夫從崗位上退休了。距離他17歲那年從戰場上死里逃生，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有些事情會被時間沖淡，有些卻不會。即使長津湖的風雪變幻43載，也吹不散永遠長眠在那里的2連忠魂；即使歲月與命運的河水如何沖刷，提到那場戰役、永遠回不來的戰友，朱彥夫還是忍不住落淚。現在想想，當初在山上，最后關頭每個人都已經做好了永遠無法回家的準備。指導員曾經對他說，“一個連的消亡在戰爭史上不算什么，但如果有機會，你要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就是這句話，朱彥夫記了數十年，現在卸下擔子，他要兌現承諾了。為了讓更多人知道發生在二五〇高地上的那場戰役，朱彥夫決定把它寫成一本書。動筆了，他寫得很苦。
最開始，他嘗試用嘴銜著筆寫，但口水經常順著筆桿流下去，浸濕了稿紙，字也模糊一片。他僅剩的右眼視力只有0.3，每天寫不了幾個字，眼睛就開始痛了。后來他就用兩只殘臂夾著筆，再用嘴固定，最開始寫一個字有拳頭大，后來慢慢的，越來越小，寫得和銅錢一樣大。不僅生理上的困難不好克服，朱彥夫還面臨一個很大的文化問題：他沒上過一天學，要把腦海中的畫面描述出來，對一個只會寫一些字，但從沒接觸過系統寫作的人來說難如登天。無數次，因為一個詞、一個句子，朱彥夫一憋就是好幾天，字典翻爛了好幾本。一天寫上幾百個字，就是朱彥夫的極限了。由于日復一日的過度用眼和缺乏睡眠，他的兩只眼睛都出了很大的問題，那只受過傷的右眼更是直流血水，去醫院包扎也不管用。朱彥夫沒再管它，一旦寫起來，他就分秒必爭。
朱彥夫的手稿七年，朱彥夫完成了這本三十多萬字的巨著，每一個句子都是他用嘴銜筆、用殘臂抱筆，在半噸重的稿紙上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的。他寫了長津湖的積雪和焦土；寫了對他既嚴格、又溫柔的連長；還寫了那個盼著勝利回國后，能放一個月假回去探望懷孕妻子的新兵；也寫了最后被永遠留在那座山上的“冰雕連”……這本書出版那一天，朱彥夫在扉頁上寫下了2連每一個戰士的名字，然后把自己關在屋子里，將這本書點燃，燒給了每一位戰友。“指導員，我把大家都帶回來了。”2010年朱彥夫因為心臟病發作，體內被放進了5個支架，但之后數年，80多歲的他依舊堅持每天看新聞、看報、做筆記。用他的話說，“戰士就意味著沖鋒，生命不息沖鋒不止。”
朱彥夫一生都在戰斗和沖鋒。有人說，他是中國的保爾·柯察金，他的一生就是“三桿子”：17歲那年，他扛起槍桿子，和風雪搏斗，撿回了自己一條命；24歲那年，他揮起鋤桿子，向貧窮宣戰，惠澤了整個張家泉村的鄉親；60歲那年，他拿起筆桿子，與自己抗爭，告慰了犧牲在長津湖戰役里的53條英靈。那么就用保爾·柯察金那句名言向朱老致敬吧：“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人來說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
2021年朱彥夫寄語疫情：“我們一定勝利”生命于他不止一次，因為他曾無數次重生過；戰士于他也不僅僅是一段經歷，而是貫穿了他整個生命的注腳。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