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引進公映的日本電影《望鄉》，在北京首輪公映時，票價是一角五分，黑市上可以炒到二元仍然一票難求，凌晨還有午夜場，非常火爆。當時一般群眾的月工資也就30-40元，許多人連續看了好幾場。
1972年日本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山打根八號娼館》，講的是日本從19世紀中后期到一戰結束前的半個世紀，曾經對外輸出了許多日本女性到東南亞從事特殊服務，為國家賺取外匯帶動經濟發展。電影根據此書改編，有許多大尺度鏡頭，18歲以下禁止觀看。在1978年在中國公映的時候還引起了一些轟動，說是色情片，最終還是稍微“加工”才在中國公映。
爸媽那一代人童年時大多都看過的電影，當年還沒開放，對日本知之甚少，這樣一部引進片講的還是“南洋姐”這種略顯赤裸的題材，他們似乎一邊看一遍臉紅，最后再忍不住流淚。
《望鄉》是一部震撼人心的電影，故事簡約但沖擊力強。
美麗賢淑的女記者山谷圭子，為調查近現代日本婦女史，來到馬來群島北婆羅洲的重要港口城市三打根，找到所謂“一號——九號番館（妓院）”的舊址，但舊址早已遭戰火焚毀。這里正是 20世記初許多日本少女被販賣到此，又被強迫賣淫的場所。這些少女還被強加了一個集體稱謂——南洋姐，就連她們死后埋藏在三打根郊外密林中的墓地，也在二戰后期，遭日軍從南洋撤退時的轟炸。
但當人們得知她是為這個主題而來，幾乎所有人都緘口不提。
就在圭子決定離開的時候卻意外的認識了當地一個窮苦的老太婆—阿崎婆（田中絹代飾）。
在阿崎婆家短暫小住返回京都后，圭子再一次來到了這個偏遠的小山村。
阿崎婆遠在東京的兒子從來都不來看她，連兒媳長什么樣子她都不知道。
孤獨的阿崎婆對于圭子的到來異常興奮，并向街坊四鄰介紹圭子是自己的兒媳婦。
圭子試探地向阿崎婆提出關于“南洋姐”的話題，每當這時阿崎婆總是神色黯淡，不愿提起過去的日子。
圭子知道阿崎婆就是曾經的南洋姐，但那段生活對阿崎婆來說是痛苦的回憶，讓她自己剝開傷疤是何等的殘忍。
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阿崎婆卻講起了她的過去。
阿琦出身貧農家庭，7歲喪父，母親帶著她和哥哥給大伯填房。后來哥哥去打工，阿琦被親戚帶去英國殖民地山打根當女仆。做了幾年女仆，等她和同村的女孩子稍微長大了一點，老鴇就借口阿琦的母親收下的“三百元借金”已經利滾利漲到了二千，強迫她們接客。
崎子的初夜，她死也不愿意接客，老板抽打她，狠狠地將她推給一個土人。土人一句話不說，暴力地侵犯了她，那夜下起黑色的大雨，崎子裸體在雨中，癱倒在地。
崎子跟老板說再也不接像那樣的客人，老板反叱:”你要什么，要嫁人？嫁人還不是做一樣的事？跟賣春一樣！”
女人在日本自古就是沒有地位的，崎子的年代在1900年之后，也就說一直到咫尺的近代，依然沒有改變。賣春與嫁人是一樣的，在日本海軍登陸山打根，生意繁忙時，平日兇神惡煞的老板娘也必須去接客了。
在崎子19歲時，也遇到此生第一位愛人，一個在家鄉破產不得不到山打根打工的小伙子。崎子搶了小伙子的錢袋，拉扯他進了房間，后因為與小伙子際遇相似，對他動起了情，她說：“五年來，我把男人帶進這個房間，只想騙取他的錢，我雖然是個女人，但一點也不像女人。”崎子覺得他是她的第一個男人，而她也是他的第一個女人。
兩人相好三日，小伙子許諾，一定要存錢把崎子贖出去，就算十年二十年也要一直等著崎子。自然這樣的話只是處男的沖動，當男人成熟理智之后，初戀不過浮萍，隨著時間已遠遠飄走，那個小伙子最后娶了他工作地方的老板的女兒。
崎子所在的妓院叫做第八番號，在那條街上妓院就按番號排位，從第一番號一直到第八。第八番號的老板賺夠了錢，把妓院和妓女都賣了，自己帶著錢跑去了新加坡。崎子和其他的妓女們即要被余三郎繼續賣往柬埔寨的金邊，那是比山打根更不如的地方，所幸德高望重的菊子小姐憑全部力量救下了其中的四個留了下來，崎子是其中一個。
隨著日本國力強大，還派了官員警告妓女們收斂，別丟了日本的臉。這個官員以前也是販賣妓女的，還在妓院里當過龜公。后來他生意大了，得到了日本政府頒發的獎章，表揚他“開發南洋有功”。阿菊媽不屑的說你們算什么東西，還不是靠著女人的皮肉發財起家？
貴族議員在召見南洋各商家的大會上發表講話：“我國國土窄小，資源缺乏，經濟發展受到阻礙，日本帝國當然要向海外的北邊的滿洲國而進發，南洋各地全都是我國發展的目標，各位是光榮的先遣人員，讓我們未在這英屬殖民地，再次開發而努力！”
從這里可以看出日本昭和時期天皇的外張野心，通過侵略與經濟滲透霸占周邊國家的國土與資源。這些遠征勇士，有士兵、商人、也有妓女。且不論這種外侵的對錯，這是一種歷史必然，是一個當時普遍存在的客觀現實，事實上，中國也有大批的人遠渡南洋，做什么樣生意的都有，包括賣淫，在山打根一定不止日本番號，一定也有中國的春樓。
當然歷史的發展需要付出代價，但日本的女人在其中付出的比其他更見血見淚，這些妓女在南洋受盡凌虐，一旦回國又受到家鄉人的歧視，她們一旦踏上了這條路，就像飄落枝干的葉子，由不得自己，只能隨著風自生自滅。
菊子在臨終時，吐露心聲：“我不想回日本，我在山打根造了墓地，記著，回家沒有好事，千萬別回去。”
但在1931年，阿琦還是回了日本，結果，回到家鄉的阿崎用自己掙來的錢并無法洗脫她的身份。
她的至親（弟弟，兒子兒媳）都不認可，她身邊的人也不認可（覺得她就是賣春的淫蕩女人），她被社會進一步邊緣化，并未通過掙得的錢獲取社會認可。而有趣的是，她掙得的錢一大部分貢獻給了這個社會。販賣人口到南洋起家的社長后來依靠經營其他事業飛黃騰達變成了貴族院議員（權力與金錢結合），阿崎的弟弟靠著阿崎賣身的錢蓋起房子娶了老婆等等。
這正是片子所表達的諷刺：那些把阿崎推向深淵的人們，從中都獲取了好處，但是卻拒絕承認阿崎所發揮的作用，并邊緣化她。
曾經有這么一些暴論，說：“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現代生活”、“要發達就得被殖民”。
他們看到了發達國家今天的好日子，想當然認為現代社會就是西方世界東征西戰，大炮開墻打出來的。
這背后的代價是什么？是無數第三世界勞動人民的鮮血和生命，還有這些女性的青春以及一生。
有光明就有泥濘，一切的光鮮亮麗和歲月靜好，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只是那些被犧牲掉的人，被踩在泥濘中的人，都失語了。
她們的墓碑背對著故鄉，背對著祖國，永遠不會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