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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書航2021.3.15
3月15日的沙塵暴是過去10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自2009-2010年之后，人們又看到了久違的橙紅色天空。
上一次稱得上是“沙塵暴”的天氣發生在2015年，但那時北京的天空依然是灰色的，看上去更像是一場尋常的霧霾。
根據氣象部門數據，實際上就在去（2020）年的3月18日，北京也經歷了一次揚沙，但是并沒有到達沙塵暴級別。
其實，最近幾年的沙塵天氣都已經溫和到跟霧霾難以分辨，這也就意味著所有“一零后”和大部分“零零后”自打記事之后，就沒遇到過變成橙色的天空。
2006年的春天，在沾染一層灰的汽車蓋上，有人用手指畫出“北京下土了”，這一幕只是被攝影記者拍到，才流傳于世。
而今，社交網絡時代的第一場沙塵暴擁有了屬于它的“朋友圈攝影大賽”，被全方位、多角度的記錄下來。但是這種記錄也有著它的問題。
比較微博、朋友圈等地的沙塵照片，我們很容易發現:盡管抓拍的都是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個地方，然而大家的照片差異非常大。有的感覺像被“漂白”了一樣，根本就是只有點陰天的樣子;另一些則比實際情況還夸張，就像加了一層額外的橙色濾鏡。
為了實際驗證這個差異，社長用自己的手機拍了基本上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段的天空。首先使用的是系統自帶相機 App 的正常拍攝模式，結果根本就拍不出來天空橘黃色的樣子。
后來，把相機調整到手動模式，并且把白平衡設定為戶外有云的模式，才拍到了跟肉眼所見基本一致的畫面。
社長使用的小米手機買得早，照相功能并不是它的賣點。它有專門的一個人像模式，社長原本以為正常的“拍照”就不會有磨皮美顏等效果了。不過后來測試過發現，“拍照”也會適當做美化修正，只是沒有“人像”那么徹底而已。
后來，社長又無意中知道了一個新的冷知識:微信的視頻連線會實時做美顏優化，這樣你在跟家人聯系的時候，展現的就是“最美的自己”。
借用王毅外長的說法，當我們把鏡頭對準沙塵時，有的用了“美顏相機”，有的用了“灰黑濾鏡”。這些自己拍攝到的畫面，可能除了多年以后喚起不甚精確的回憶之外，不具備什么真實記錄歷史的作用。
說到底，我們還是需要各大通訊社發布的照片，確保能還原此時的新聞現場。
社長一度以為社交媒體的興起可以消滅掉攝影記者這個職位，但后來發生的很多事情，讓社長感受到自己的無知。
自從傻瓜相機和 DV 攝像機普及以后，人們記錄歷史的方式就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西段起點的雕像，忠實地記錄了那個距離我們不算遙遠的時代。
這座1998年落成的雕像，描述了帶著大包小包滿載而歸的一家三口。重要的是，男主人的脖子上懸掛著一臺 DV 攝像機。
可以說，在1998年如果能擁有一臺 DV，說明這家人還是很有錢的。雖然那個時候 DV 和錄像帶價格已經開始下降，但仍然在普通家庭無法承受的范圍。
所以，現在人手一部可以拍照攝像的手機，帶來的是“記錄生活”這個特定需求的民主化。不管富裕還是貧窮，每個人都能留下他心中想要的照片和視頻，而且（在傳到網盤上以后）可以拍無數張。區別只在于，可能拍人臉沒經過那么多優化，或者像素數沒那么高，但是只要他們愿意，生活總能得到記錄。
這就是時代和技術的進步，讓 DV 和專業相機這些原本能夠區分人與人之間經濟狀況，體現地位、等級、特權的東西，最終變成了人人都能擁有的一種基本權利。
但最近幾年，隨著攝像頭越來越成為手機廠商比拼技術和營銷的戰場，以及用戶們對直接拍出一張“好”照片的要求越來越高，手機拍攝的“優化”讓事情變得不太對勁。華為的 AI 拍月亮功能曾經把《出師表》誤認為是月球并加上了環形山的圖層，一度成為2019年最熱門的手機話題之一。
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應該允許攝像頭在直出照片的時候，默認選項就是進行“優化”，而不是還原我們看到的世界本身。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那些會通過液化 P 出大長腿然后把背景都 P 到變形的人，一定會贊成手機直接拍出的照片就是 P 過以后的，這樣還省事。
但這樣一來，當我們需要拿起手機記錄沙塵暴天空的時候，就很有可能“拍不出來”了。
照片是我們用來記錄生活的最原始數據，但這數據本身也遭到了“污染”。就像在2014-15年前后，智能硬件剛剛興起時，頗有一些數碼達人全身上下捆綁了各種各樣的傳感器，來記錄自己的生活，恨不得水杯都是帶個智能的，可以檢測喝了多少杯水。
但是如果這種傳感器本身的數據就是不精確的，甚至完全錯誤的呢?
比如說，你的手機、你花幾十塊錢買的手環、或者一個 Apple Watch 三者分別計算出來的步數，往往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哪個才是最貼近實際的?在你跑步、騎單車、游泳的時候，是否有些設備會忘記記載相關數據?
再比如說，早年有一些專門的記賬軟件，總是寄希望于用戶養成每次手動記賬的習慣。但后來它們都發現了人們的懶惰，所以有的進化出可以掃描小票、讀取電子郵件賬單、乃至拍照記錄商品名稱的能力。但是到最后，這些第三方記賬軟件無一例外，都輸給了幾個支付工具自帶的賬單。
也許有人覺得，盡可能詳細的記錄可以讓人們更透徹的了解自己的身體和生活習慣，并及時提出預警，避開風險，更健康地生活。但是，如果原始數據就不準確，那么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的分析又有什么意義呢?
不精確的照片和視頻記錄，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因為有了方便的相機和社交網絡，我們不用“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可以將此時此刻的感想直接告訴微信好友——你的另一半、父母或子女。
但這次手機攝像頭對沙塵暴的“失敗還原”也許會警醒我們，這些照片跟真的身臨其境相比，還會有細微的差異。
一張數碼照片，從攝像頭的成像，芯片的識別、轉化和 AI“優化”，到展示在你和對方的手機、電腦、電視屏幕上，每一步都可能帶來或多或少的失真。特別是有些屏幕會根據使用需要，故意調得色彩鮮亮，對比度高，讓同一張拍紅花綠草的照片，在其它設備上放出來一對比都“黯然失色”。
2006年世界杯前夕，CNN 開設了“我報道”（iReport）功能，讓人們提交照片和 DV 視頻片段還原新聞現場。后來，電視臺都改為直接從社交媒體上抓取照片和視頻。
但是，因為 iReport 和社交媒體畫面都非常可能偽造，特別是 Deepfakes 等技術能讓偽造畫面更為逼真，所以現在媒體選用網絡片段時變得越來越謹慎，通常會聯系到拍攝者和其它同在現場的目擊證人，既是交叉驗證，也是為了確保不侵犯版權。
多年以后，我們和自己的后代捧著更“亮麗”的新款屏幕，看當時 P 出來的“美圖”，是否會認為那確實就是當時的自己?甚至說，我們是否真的需要留下一些寫實的“丑照”，不至于日后落到自我欺騙的地步?
在照相、錄音和攝影技術發明之前，寫意的繪畫給歷史人物形象注入了畫師本人的想象力;在更早之前只有文字記錄的情況下，“翩若驚鴻、宛若游龍”“葡萄美酒夜光杯”“疑是銀河落九天”這些都并非實指和嚴格還原的比喻和想象，將人類文明不斷推到新的高度。
《你好，李煥英》讓很多80后翻出了父母當年的老照片，但那些低清晰度的照片用攝影技術本身的失真“抹掉”了母親們臉上可能存在的痘痘、色斑等缺陷。那個年代的標清電視節目也會讓明星臉上自動蒙上一層“仙氣”，以至于2007年前后開始大規模更換高清攝影設備時，拍電視劇的很多布景都要花大價錢重新布置，人們也把“用高清相機也拍不出瑕疵”作為形容美好容貌的最新修辭。
我們普通人也許用不著那么多方式，來變著花樣記錄自己的生活，所以更不需要追求這種記錄的絕對精確。畢竟沒有這些記錄的時候，我們的父輩也一樣走到了今天。
只是，為了給歷史保存一份橙色天空的底稿，專業的攝影攝像記者，應該再過多久都不會消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