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想提前退休，很多老年人還在繼續工作。身體衰弱，精力變差都是工作的天然障礙，但他們需要工作，不僅僅因為要掙錢
樂齡老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組織的端午活動。受訪者供圖
文 | 《財經》記者 鄭可書
九月的一個晴天，午后炎熱。62歲的何明英得到一次面試機會。
面試在北京望京某家政公司進行，可應聘的工作有兩個：照顧兩位老人，以及接送孩子。招聘者與何明英同齡，打扮年輕，詢問她的工作經歷與身體狀況，感到滿意。按照流程，何明英報出姓名、年齡、身高、體重、住址。剛說到年齡，招聘者打斷她，“年齡太大了，不行”。
又一次，何明英被年齡擋在門外。她擁有十余年家政工作經驗，做得一手好菜，參加過數不清的面試，對家政工作不能蹺二郎腿、不能戴首飾等規范了如指掌，唯有年齡讓她“自卑”。她試著爭取，稱這些技能并未因年歲荒廢，但依然失敗。她只能回到小區，繼續在日頭下做環衛工作。
當年輕人計劃財務獨立、提前退休的時候（他們甚至為此發明了“FIRE”運動，即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何明英這樣的老年人還在工作。根據《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18）》，在2015年的中國，有27%的老年人（60歲及以上）仍在工作。
今年8月24日，“中國老年人才網”上線，麥當勞等企業公開招聘老年員工，將這27%推入公眾視野。可預見的是，在老齡化程度加深的中國，繼續工作的老年人會越來越多。
崇尚FIRE的年輕人或許無法理解這種選擇。一位61歲、新近退休的老人點出了容易被忽略的真相：老年人退休，是換一個人生階段，其作為“人”的需求沒有消失——無論是經濟的，還是精神的。工作恰好能滿足這些。
從這些仍在工作的老人身上，我們能看到不甚完善的制度、家庭責任帶給個人的經濟壓力，也能看到工作的意義。但衰老是公平的。他們或多或少面臨身體的病痛，還有隨年輕時代、健壯體魄逝去的進取心與激情。他們的經歷作為一種樣本，是預演也是提醒：當我們老了，我們將如何生活？
老年人，繼續工作
面試失敗，何明英回到環衛工作。她每天六點起床，拿一把跟她身高差不多的竹掃帚，負責6條街道的清掃。掃帚揮動一回，就揚起一片塵土，粘在她黝黑的皮膚、泛白的短發上。
今年春天，她經人介紹，獲得這份北京小區的環衛工作，月工資2300元。初來時的任務之一，是清理小區的快遞柜。柜子又深又窄，人進不去，她就用根棍，把柜里的物什一件件勾出來。經年的垃圾漚出惡臭，“比廁所味兒還大”，直往鼻腔沖。實在受不了了，她向主管請個假，回住處“哇哇”吐。
這位個頭瘦小的女人，已經步入老年。今年以來，身體頻頻發出信號：環衛工作需要長時站立，腿總發疼；掃地、撿拾垃圾需彎腰，又讓她腰疼。忍著疼痛剛掃完，風一吹，樹葉又落了滿地。她不敢怠慢，有時晚上也出門清掃。
何明英在掃地，掃帚揚起一片塵土。攝影/鄭可書
47歲那年，她從老家內蒙古來到北京打工，主要做家政，一晃就是十來年。經年累月的工作與衰老，在她身上留下痕跡。她的手布滿皺紋，手指很難伸直，“見人不敢往外伸”。雇主讓她手洗衣服，不能戴手套，嫌慢。衣服浸在水里，先倒84消毒液，再抓一把洗衣粉，往里一撒，“嗚”就冒出白霧，嗆得她眼前迷蒙，手褪去一層皮，新長的硬皮不似原先的柔軟。現在，她的手、眼，沾到一點兒84，就刺激得像碰到辣椒。
但她還是習慣家政工作。前些天，她剛找到一份新的，職責是照顧佩戴呼吸機的重病老人。她還沒去，提前猜測：這活兒不好干，依據是雇主未對受聘者的年齡作出限制。
即便在對中老年人寬容的家政行業，年齡也是一道門檻。一位了解情況的社工說，雇主喜歡年輕的家政工，因其有力氣、手腳麻利；年紀大的萬一磕碰，他們還得負責，所以，像何明英這樣的老年人，一般只能找到報酬少的，或是吃力的、沒人愿意干的活計。
年齡上的歧視貫穿著何明英的生活，她已經習以為常。線下面試常因年齡告吹，線上招聘信息真假混雜，她怕受騙。所以，她一般通過朋友介紹來找工作。
62歲的家政工徐琳芬也遇到了這樣的狀況。她現在的工作由老鄉介紹。雇主一開始猶豫，說她年齡太大，機緣巧合之下嘗到她做的包子，覺得好吃，才留下她。
家政工作強調一個“忍”字，用徐琳芬的話，叫“心為人家操，活為人家干，還得看人家的臉”，年齡大了更是如此。她已在這個家庭服務四年，月工資五千元。看孩子的活兒，市場價是七八千元一個月，她不敢提漲薪，怕自己歲數大，談崩了不好找下家。今年，她的左膝蓋不時發疼，夏天穿得少，她買了膏藥也不敢貼，怕熏著雇主。發型也要注意，長發扎辮還不夠，得盤起來，以防做菜的時候掉幾根到碗里，討客戶嫌。
70歲的孫迪在意的則不是頭發，而是升學率。退休前，他是大學教授，如今受邀在一所民辦學校做專家工作組組長，負責學校的發展規劃、教師培訓，甚至校長招聘。學校在省內的另一個城市，他每周一到校，周五下午回家。
他在教育領域工作幾十年，學校老師們有了困惑，找他商量，他也樂于分享。采訪剛開始，他先介紹了四分多鐘學校的情況，包括自然環境、一本率，甚至全校高考英語科目的平均分，隨口就能說出來。
工作需要他與多人打交道，這讓他在生理上“被激活”。很多人說他看起來不到70歲，他相信，這與他仍在工作相關。
孫迪的辦公室。受訪者供圖
“上為了父母，下為兒女”
見到家政工徐琳芬那天是周日——準確地說，只有在周日才有機會見她。這天是她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她可以短暫地放下盤發、扎起辮子，擁有屬于自己的時間。
那天傍晚，她正與其他家政工聊天，說到一周六天的工作日，“都在孤獨和煩躁中度過”。這不難理解——想象你住在老板家里，與老板朝夕共處，還要時刻準備著被使喚，或是被挑刺。順著這個話題，我們聊到疫情，萬一和雇主長期隔離在家怎么辦？她的第一反應卻是：總比被封在老家要好，至少有吃有住，還有加班費。
徐琳芬需要錢。來北京之前，她在老家山西務農，日曬風吹、旱澇不保，攢不下積蓄。為貼補家用，2008年，她來到北京打工。家政工作不算輕松，但她知足——至少有個遮風擋雨的屋檐，工錢也在月底穩定到手。十幾年來，她掙來的錢養活了當時健在的公公，并為兩個打工的兒子買車、買房提供支持。
她過了十幾年在外漂泊的日子，心酸苦楚自不必說，唱歌讓她忘掉煩惱。雇主不在家的時候，她用手機公放，邊干活邊聽。最近學唱的一首，叫《誰能陪我到最后》，她說唱出了心聲：“上為了父母，下為兒女，累彎了腰身，累白了頭，……人這一輩子拼命在奮斗，再苦再累也不敢停留。”
沒有“停留”的還有方群。她今年56歲，退休后在一家麥當勞兼職，時薪二十元零五毛。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從國企下崗，四處打工，在賓館上通宵的夜班，在出租車公司的食堂做飯，還開過“小飯桌”，照看幾個讀小學的孩子。
現在，她同女兒在北京生活，租房住，每月有3000元養老金。女兒在互聯網公司工作，回來傾訴工作上的不愉快，她理解、體諒，勸女兒，“要不換份輕松點的工作？”可女兒舍不得大廠的高薪。
她節儉、獨立慣了，很少花女兒的錢，女兒反倒希望她更依賴自己，別再辛苦工作。但她總想掙點錢，減輕女兒的負擔。
很多仍在工作的老年人身后，是一個需要供養的家。一位在北京某小區做環衛工的河南大爺，60多歲，女兒在老家，兒子在廣東打工，留下一雙孫兒給他和妻子照料。他此前務農，如今掃地、做垃圾分類，一個月掙三千多元，再加上一百多元的養老金，要供自己買藥，買七八元一盒的“最賴”的煙，還要給念初中的孫兒生活費。一個月下來，剩不下什么錢。
“錢不好掙。”我們聊的二十分鐘里，他操著河南口音，說了3遍。這還不算最糟糕的。“干活不好要錢”，他說。一年多前，他給一家民營企業打煤氣管道，工錢至今未結。
這是很多老年工作者遭遇的困境。根據《勞動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達到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大都無法與用人單位締結勞動關系，只能形成勞務關系——沒有五險一金，也就失去了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等保障。
法律之外，相對低下的維權意識與能力，也將老年工作者置于弱勢地位。案例比比皆是：據公開報道，江蘇一位八旬老人工作時未簽訂合同，僅有口頭協商。被拖欠工資后，他向當地勞動監察大隊求助，后者以其達到退休年齡、勞動合同已經終止為由，不予處理。后來，老人撥打政府熱線、聯系媒體反映問題，耗時一年多才拿回欠薪。一位企業招聘者則稱，公司招的中老年人，有些不愿繳納社保，更想把錢握在自己手中。這讓他們的晚年缺乏制度保障。
9月20日下午，北京某小區內，六十多歲的河南環衛工結束一天的工作，往住處走去。他住在單位提供的鐵皮房里，三四人同住一間。攝影/鄭可書
工作的意義
對于沒有家庭負擔的老人來說，工作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70歲的前大學教授孫迪，退休金足夠維持生活，唯一的女兒已經成家，他當然可以成日做喜歡的事情，拉拉二胡、唱唱歌，但這不是他想要的。學校的工作，給他帶來意義、價值與活力。
“價值”這詞，同樣被一位上海老人提及。他從國企退休，今年63歲，在一家企業做人事部經理。他每個月拿1萬多元的退休工資，工作“完全不是為了掙錢”，而是因為“有人看得起我，士為知己者死”。
老板給他實職和單獨的辦公室。工作讓他保持規律的生活，防止他與社會脫節：行業與國家政策的變化、新管理手段的應用（比如釘釘），他都能了解。
到了這個歲數，與老板、同事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轉變。他變得松弛，不再看人臉色，有意見直接向老板提出；任務能做就做，做不成也不勉強——大不了就辭職回家養老。復雜的職場斗爭離他遠去。手下的年輕人尊敬他，他則常講：“你們哪天（業務上）成熟了，就告訴我一聲，我就走了。”
因此，他做了一輩子的行政、人事工作，輾轉于大學、軟件公司、房地產公司等各式單位，體驗最好的，還是退休以后的這三年。
剛從政府部門退休的安徽老人段寧卻不好受。他61歲，四處求職未果。停止工作后，他明顯感受到，有些精神滿足，只能由工作提供。退休前幾天，他煩躁不安，沒由來地跟妻子吵嘴，將自己離開組織的感受，形容為“斷了線的風箏”。有當教師的老同學退休后做了保安，他“不理解”。同學讓他也做，他堅決不干——保安技能要求低，他積累的經驗與本領無處施展，仿佛“一無是處”，他心有不甘。
從前熱絡的人不再聯系，有同事編電話簿，把他寫到“可有可無”的“其他部門”，他很不滿意，將此舉稱作“歧視”乃至“侮辱”。退休前后心理落差巨大，他說，有前同事忍受不了，因此患上抑郁癥。
企業正在開放對段寧們的招聘。BOSS直聘分析師單恭告訴《財經十一人》，2021年，BOSS直聘平臺上，標明歡迎“退休”人群的崗位數量同比大幅上漲，其中，醫療健康、專業服務、工程施工、出版等“越老越吃香”的行業，漲幅最為明顯，家政、幼兒服務行業也對中老年求職者顯出青睞。
浙江商人陸建華于2009年創建“全國離退休人才網”。他說，網站上的崗位主要有兩類：一是技術要求高的，面向經驗豐富的退休專家；二是能力門檻低的，比如超市售貨員、餐館服務員，因為老年員工更加穩定，不容易跳槽，聘用成本也更低。
如今第二類工作，已經很難吸引到年輕人。陸建華說，他所在的紡織、印染業，開出一萬多元的月工資，年輕人也不愿意來；業內一些小型民營企業，三四十歲的員工已經算“年輕”。另一位工業模具公司的招聘者也碰到了招不到年輕人的境遇。這些職位的空白，被中老年人填補。
未來，填補空白的老年人會越來越多。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2.6億，占總人口的18.7%。六十年前的“嬰兒潮”，如今成為“退休潮”。今年9月20日，國家衛健委在新聞發布會上稱，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將突破4億——屆時，平均每10個人中，就有3個老年人。
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勞動人口相對減少，加重了整個社會的養老負擔。中國社科院《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預測，中國的養老金將在2028年首次出現當期收不抵支的情況，并在2035年耗盡累計結余；到2050年，平均1個養老保險繳納者需要贍養1個離退休者，而2019年的數字是2個贍養1個。此外，養老金發放數額在地區、城鄉間的不平衡也逐漸顯現。
社會養老的壓力，部分通過老年人就業緩解。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提出在學校、醫院等單位和社區家政服務、公共場所服務管理等行業，探索適合老年人靈活就業的模式，并鼓勵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庫，為老年人提供職業服務。
北京某麥當勞餐廳內張貼的招聘廣告，“餐廳員工”一欄中標有“退休”類別。攝影/鄭可書
當衰老來臨
孫迪感受到的“老年”，是從步伐開始的。
步入老年后，他的走路速度明顯變慢，人也容易疲勞。微小的病痛開始侵襲。前兩年，他發現自己有早搏癥狀（一種常見的心律失常），血壓也在升高，便開始吃藥，并堅持鍛煉，定下任務：每天走一萬步。
和精力一起消失的，還有進取心。年輕的時候，他總想寫“滿意的東西”。至少有十年的時間，他沒有寒暑假、沒有周末，全心撲在課題和項目上，工作到眼睛充血；而現在，看個一小時書他就頭暈，需要休息。
保重身體成為首位，他學會“放下”。工作對他來說，成為需要完成的任務：教材要修訂，他就組織；別人來約稿，他就應對。額外的文章基本不寫。“就這么過吧。”他會這樣說。
年紀越大，他越覺得時間消失得快——跑一趟學校，一個星期就過去了；跑三四趟學校，一個月也就過去了。他分析，這是因為老年人總覺“來日無多”，而生出一種緊迫感。
時間觀念的變化，是常被受訪者提及的一點。那位剛從政府部門退休、為電話簿生氣的安徽老人段寧，以前不愛看電視、打麻將，幾乎不做家務，現在為了消磨時光，都開始去做。采訪結束，我對他表達感謝，他卻說要感謝我，因為我幫他消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光。另一位57歲、賦閑在家的老人也有類似感受。她說日子慢得難熬，日常消遣是打麻將，這樣時間會過得快些。
但時間從來是以同樣的速度流逝的，因為衰老是最公平的事情。“給你說話的能力，給你行走的能力，給你語言表達的能力，給你健壯的身體，給你青春、愛情、兒女、房產、汽車，人生前半段是不斷給你。到了老年，原來那些給你的東西就要一樣一樣收走。”作家周大新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這樣描述“衰老”，當時他67歲。
這樣的描述似乎符合我們對于“衰老”的想象。但公益機構“樂齡老年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創始人王艷蕊，反感加諸“衰老”的各類標簽，而強調其中的多樣。十余年來，她致力于社區內老人的服務工作，見過積極的、開放的、健壯的，也見過憂傷的、執拗的、脆弱的。她相信某種程度上，老年人和年輕人并無不同：“年輕人有1000種類型，老年人也有1000種類型。”
在這1000種不同之中，她看到一些相似：脫離社會人、（工作）單位人身份之后，老人的活動范圍、社會交往向家庭、社區及其周邊收縮；衰老帶來身體機能的下降，以及對生命流逝的恐懼，所以他們容易受騙，購買效果夸大其詞的保健品、按摩床；過往的年歲讓他們形成一套自己的邏輯，對新事物的接受度降低，聽不進子女、志愿者的勸說。
對于孫迪，這種“恐懼”表現為“失落感”。他在江西的農村長大，小的時候，整個村莊過70歲的老人很少。他眼見一些老人，有的生了重病無人照料，有的獨坐在門口發呆。這讓他想起“等待戈多”。“他們就是在等待（最后的終點）。”他說。
他還記得村里一位老人，他喚作“婆婆”，跟他母親關系不錯，總是穿得干干凈凈，言談舉止顯出教養。婆婆的丈夫去世早，唯一的親人是個養子，后者查出癌癥，晚期。有一天，她來到孫迪家，想同他母親說話；母親當時不在，她又來了一趟。說完話后沒多久，婆婆服下毒藥，離開人世。這時孫迪才知道，她來家里，是為了告別，難免心生悲涼。
“把自己的后半生料理好”
現在，孫迪的母親90歲了，腦溢血后遺癥讓她時常陷入糊涂的狀態。半個世紀前流行的歌，她對歌詞記得真切；但幾個孩子的名字，她已經說不上來了。這狀態也好，孫迪說，至少母親不用為家庭分憂，也不用再思考那個誰都不愿走向的終點。
“人生是個圓圈。”孫迪猜想，人老了，不再像中年那樣思考人生、社會，關注點回到自身，就和童年一樣。
他經歷過殘酷的年代，始終感念于童年的溫暖。他度過童年的老屋，門前便是寬闊的池塘，旁邊是一方湖水；放眼望去，田野遼闊無邊。村里的人，他認識的已經不多，看到年輕人，只能通過長相猜測是哪位舊識的孩子。但湖水與田野，他總歸是認得的——小時候，他曾在里面捕魚、耕耘，時至今日，眼看到湖面、腳踩到泥土，他心中便生出親切與寧靜。他在考慮，或許再過幾年就徹底退休，看書、運動，回老家走走。
家政工徐琳芬也設想過回到老家的場景。“北漂”的經歷讓她成為村里少數“見過世面”的人，她盤算著買個話筒，教鄰居唱歌。
但她沒法回去。“有工作的地方沒家，有家的地方沒工作。”她常把這句掛在嘴邊。來北京之后，她的生日大都草草度過，獨自吃碗長壽面就算慶生。六十歲生日那天，她剛好休息，同一位家政工姐妹一起，買了個漢堡吃。她的哥哥姐姐年滿花甲時，都在家里操辦、聚會。輪到她了，家人發微信問她怎么慶祝，她說免了，七十歲再說吧。
七十歲一定能回家過生日嗎？她也拿不準。徐琳芬每月的養老金只有一百來元，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她打算“能干就干”，給自己掙點養老錢；至于享清福，她“不敢想”，“過一天算一天”。
年齡越大，她越能“忍耐”：雇主不讓吃水果，那就不吃，自己也能買；雇主挑刺，就不還嘴，悶頭受著，反正“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錢”。
大半輩子過下來，改變不了的事情太多了，以前煩得她整夜睡不著，現在她習慣接受。她記憶力變差了，有時會忘記雇主的要求；老年癡呆的公公因病去世，她沒能陪在身邊，后來好歹趕回家里，卻把北京的工作丟了——這些都是“沒辦法”的事。
徐琳芬老家的玉米地。受訪者供圖
在北京當環衛工的何明英，經歷過的“沒辦法”或許更多。年輕時，她的丈夫下海經商，背上萬元債務。她四處打工，幫忙還債，炸過油條，理過發（公公因此罵她“下賤”，理發的推子在爭吵中被摔碎），甚至在建筑工地搬過磚，還做了十年家庭主婦，照顧腦血栓后遺癥的公公，和未成人的孩子，沒給自己留下積蓄。
債務終于償清，她的丈夫卻出軌了。她給他發消息，喊他“大哥”：“大哥，你的老婆，要管孩子，要伺候你父母，還得掙錢養家。孩子養成了，還要給你錢，讓你養一個（情人）。你條件太高了。”消息幾分鐘一條，她整整發了一宿，哭得眼前一片朦朧。
現在，何明英看清了，要靠自己，要掙錢。她的養老金，一個月才300元；膝下的一兒一女，都只上到小學，她覺得自己沒供成他們讀書，沒資格向他們要錢。所以，她想趁還能干，盡量多掙錢，以后給自己養老。
但這不容易。她上門服務，經常有人問她，怎么這把歲數還出來干活，她聽后覺得“卑微”。有一回，她和別人聊天，聽說另一位家政工也60多歲，現在一邊領養老金，一邊拿工資，還辦了北京的社保，坐公交車不花錢。她想到自己，眼淚一下涌來，扭頭跑出去哭。
對她來說，這些都是不能細想的事，一想就睡不著覺。她如今住在環衛工作提供的住所，位于小區一棟居民樓的地下室，走廊長而陰暗，沒有窗戶；夏天潮濕，悶得她起了濕疹。分給她的房間八九平方米大小，將將放得下一張床、一面小書桌和一個置物架。廁所是公共的，蹲坑旁滿是污漬，散發臭味。洗澡間在公廁旁邊，門上栓把鎖，只有領導能用。
但她已經滿足。在小小的房間里，她用撿來的材料，搭成一張小書桌，一有空閑，就跟著手機上的課程畫毛筆畫。初學的時候，毛筆怎么握，什么是藤黃、胭脂，她都不懂，現在隨口就能說出來。牡丹、山水、老虎……一畫起來，就忘記了煩惱。
即便面臨經濟上的困窘，她依舊認真生活：把小窩收拾得整潔，畫筆都整齊擺放，進門就有一股清香；家里來了客人，她端出半個哈密瓜，拿兩瓶辣醬，讓客人帶走——就像她在詩里寫的那樣，“看不到希望，也要奮斗；也要往前奔跑。/……/做一個有韌性，英姿挺拔的女人，把自己的后半生料理好。”
何明英畫的畫。攝影/鄭可書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琳芬、孫迪、方群、段寧為化名）
責任編輯：劉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