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歡、劉祁遙
一、 個人破產制度在我國的推進過程
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時明確提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解決執行難的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對無可供執行財產的被執行人建立執行退出機制，如“建立自然人或非法人的破產制度以及強制破產程序、簡易破產程序來消化無財產可供執行的案件”。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報告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時，建議完善執行立法，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暢通“執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徑。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明確提出：為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必須進一步完善執行轉破產機制，推進“執轉破”案件的快速審理，促進執行積案化解。2019年7月16日，發改委等13部委聯合發布《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要建立健全破產退出渠道，擴大破產制度的覆蓋面，為包括自然人在內的市場主體建立破產制度。《方案》還進一步提出了分步推進建立自然人破產制度的措施，即個人破產制度應首先重點解決企業破產產生的自然人連帶擔保債務問題，再逐步過渡到符合條件的消費負債可依法合理免責，最終建立全面的個人破產制度。
2019年5月8日，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了首個專門針對個人債務清理的規定——《執行程序轉個人債務清理程序審理規程（暫行）》。2020年8月26日，深圳市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下稱《條例》），并于2020年8月31日予以公布。《條例》將于2021年3月1日生效，是我國第一部個人破產立法。2020年12月2日，作為全國第一個發布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制度相關規定的省份，在溫州、紹興、麗水、臺州等地相關規定的基礎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浙江法院個人債務集中清理（類個人破產）工作指引》。截至2020年9月30日，浙江省全省已經受理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237件，已經辦結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147件，全省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涉案債務總額共計2.027億元，其中擔保債務額2573.251萬元，普通債務額1.77億元。共清償3350.349萬元，平均清償率為16.53%。當然，溫州作為浙江省內乃至全國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的先驅者，案件量和所處理的債權債務額都占到了浙江省的近一半。
二、 免責與復權
我國個人破產制度已經逐步建立并且在實踐中有了一定的適用，產生了大量的相關規定及案件，并且有相當一部分案件已經通過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類個人破產程序）得以解決，有利于進一步改善我國的營商環境，保護“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雖然大多地區都規定經營性債務（因商事經營活動所引起的資不抵債）以及消費性債務（因個人消費而引起的資不抵債）均可適用個人破產或個人債務集中清理，但就當前的司法實踐來看，由于股東為公司債務提供擔保的情形在民營企業中非常普遍，個人破產主要適用于經營性行為引發的債務人無法清償全部債務的情形。
我國各地法院發布的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規定及《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均對考察期（或稱破產保護期）及之后債務免除與否作出規定。以《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為例，考察期內，債務人需要按照規定清償債務，并且其權利受到限制。第101條規定，考察期屆滿，債務人申請免除未清償債務的，管理人應當對債務人是否存在不得免除的債務以及不得免除未清償債務的情形進行調查，征詢債權人和破產事務管理部門意見，并向人民法院出具書面報告。人民法院根據債務人申請和管理人報告，裁定是否免除債務人未清償債務，同時作出解除對債務人行為限制的決定。
三、 免責制度
浙江省平陽縣人民法院（2019）浙0326執清3號案中，債務人蔡某經生效裁判文書認定，應對企業214萬余元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但通過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蔡某需要按1.5%的比例進行清償，即僅清償3.2萬余元。不少媒體對此以214萬元債務僅需清償3.2萬元進行報道，但實際上，清償3.2萬元并非蔡某在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中需承擔的全部義務，蔡某被浙江省平陽縣法院依法限制高消費，并且需要在3.2萬元償債方案清償完畢之日起六年內，若其家庭年收入超過12萬元，超過部分的50%將用于清償全體債權人未受清償的債務。
2020年12月20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優化營商環境破產審判21個典型案例，其中第五個案例為“王曉慧、肖興翠個人債務清理案”，是涉及個人破產的案件，較為詳細的展示了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具體情況。
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執行的（2018）粵1971執14271號、（2019）粵1971執7488號兩案中的被執行人王曉慧、肖興翠是一對夫妻，其經營的東莞市安普化工有限公司因經營不善倒閉，二人也因為公司提供擔保而須償還東莞銀行、平安銀行、建設銀行3家金融機構近600萬元的債務。法院經審查發現，二人名下雖各自有住房，但均已抵押給建設銀行，肖興翠每月工資收入8000元，工資卡已經被凍結。
按照正常的執行程序進展，二人名下所有的房產及存款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法院將對其現有財產進行執行，后將二人納入限制高消費名單，最終終止本次執行。本案中，在法院的主持下，初步達成了債務重組方案，由法院對債務人名下的房產進行處置并對處置所得價款按照法定順序進行分配，債務人得每月保留3000元生活費，剩余收入用于償還債務。破產保護期為10年，在破產保護期內，債務人必須遵守法院的各項規定，秉承誠實信用的原則，10年保護期屆滿的，則可以免除剩余債務。在此方案上，法院組織召開了一次債權人會議對償債方案進行表決，債權人不同意10年保護期屆滿債務自動免除的方案，并且提出根據債務人資產變動情況，每月用于生活的支出應不超過6000元。債務人同意債權人提出的方案，在現有法律框架之內，雙方簽訂《執行和解協議》，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首次以個人破產的方式完成了執行案件。
從上述案例可以發現，個人破產程序中需要遵守兩項基本原則，即誠實信用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僅適用于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而不能適用于企圖通過該程序逃避債務的不誠信債務人，這也是個人破產制度構建的基本前提。此外，在現有法律框架之下，個人破產需遵循意思自治，各債權人與債務人需就債務清償及免除的方案達成一致，債務人不同意免除債務的，一般來說債務并不當然免除。債權人不同意償債方案的，不能通過執行和解來終結執行。
四、 個人破產制度中的失權與復權機制
與企業破產不同，在個人破產程序中，需要對破產債務人的部分權利進行限制，即所謂的失權制度。我國《民事訴訟法》中實際上就已經規定了一些權利限制，該等失權可以適用于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及個人破產程序。就目前的案例來看，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程序中，法院一般會對債務人頒發高消費限制令，有的甚至會頒發行為限制令。（2019）浙0326執清3號案中，浙江省平陽縣人民法院即不僅限制了蔡某進行高消費，還限制蔡某擔任盈利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擔任國有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蔡某因工作需要出入境的，應當履行報批手續。
《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第23條也規定了，自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債務人行為的決定之日起至作出解除限制債務人行為的決定之日止，債務人一般只能進行生活或者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除確因生活和工作需要，經人民法院同意外，債務人不得在乘坐交通工具時，選擇飛機商務艙或者頭等艙、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高鐵以及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在夜總會、高爾夫球場以及三星級以上賓館、酒店等場所消費；購買不動產、機動車輛；新建、擴建、裝修房屋；供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租賃高檔寫字樓、賓館、公寓等場所辦公；支付高額保費購買保險理財產品；其他非生活或者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
復權是指失權的債務人在滿足一定的條件的基礎之上，由人民法院恢復其被限制的權利。就復權的條件，世界各國立法大致采用以下三種模式：（1）債務人已經清償完畢全部債務或依法被免除剩余債務的，可以復權；（2）債務人與債權人達成和解協議且和解協議已經履行完畢的，可以復權；（3）債務人失權達到一定期限后，可以復權。對于復權的程序，有些國家采當然復權主義，即在滿足相應的條件后，債務人當然得以繼續行使其權利，而無需法院的許可；還有的國家采許可復權主義，即必須經法院許可債務人才能復權。《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第23條采許可復權主義，即在滿足一定條件后，尚且需要法院的同意，債務人才能復權。
在我國個人破產制度推進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司法機關的規定還是地方立法機關，對與免責和復權的相關規定都采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可以防止債務人利用個人破產制度逃避債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