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年關，格隆商學院發布了一張頗有意思的收入中位數統計圖，對比了全國主要一二線城市人均收入與中位數收入的差距。

圖源·格隆商學院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各地人均收入均已逼近萬元人民幣，最低的西安也有7677元，但收入中位數無一過7000，最高的北京卡在6900塊。

收入中位數是近十幾年國際上最流行的收入統計方法，其能最真實的反應絕大多數人收入的真實狀況。

以北京為例，2019年，北京常住人口有2100萬人，那么收入由低到高排序，第1050萬個人的收入就是中位數，換而言之，北京有一半人的月收入絕對低于6906元。

為什么北京人均收入有11623元，而中位數只有6906元？其背后反應出的是收入公平狀況。

1 被拉高的人均收入

在生活中，經常能看到官方發布的一些人均收入情況，比如南京人均收入達8928元，很漂亮的數據，但網上諸如“我拖了全市后腿”的吐槽聲不斷，質疑人均收入的真實性。

其實，數據是真實的，只是大家都被“平均”了。

比如，一個小組有11個人，最有錢的月收入10萬，其他十個人收入分別是100、200、300，以此類推，到1000元。那么這11個人平均收入就是9590元，中位數收入則是600元。

這樣的數據，除了一個收入10萬的人，其他十個人自然不會感受到他們享受著“9590的生活”。絕大部分的收入紅利被一人獨占，十個人“被平均”。

所以說，如果平均收入與中位數收入懸殊過大，反映的是一個社會收入公平性的問題。

在北上廣深，似乎月薪過萬是在一線城市生活下去的基本條件。打開各種招聘網站，大多數崗位月薪高達20000。

現實中，以銷售為驅動的公司，為了更好的招人，往往會在網站上夸大收入，底薪+提成是普遍現象，底薪3000，提成17000，從理論上來說，這樣的工作，在網站上掛月薪10萬也沒問題。

常曉就職于上海的一家健身房，擔任“會籍顧問”，說白點就是“賣卡的”。

他底薪僅有4000元，拉一個兩年期的會員可以提成500元，想拿到20000元的月薪，他一個月要拉32個會員，基本天天要開單，做過銷售的人都知道，天天開單有多難。

同時，健身房為了“幫助”銷售們提高收入，附加了每月至少開10萬元的底線，如果達不成，4000元的底薪都保不住，只發上海市最低工資：2480元。

“想達到10萬元的底線，一個月至少開16個會員。”

常曉表示：“對新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健身房只有一半人能完成基本任務，能拿到2萬元的不到10%。”

為了完成10萬元的底線，常曉已經70多天沒有休息：“哪敢休息，我只敢在周六人流最少的時候，休息幾個小時，回宿舍洗洗衣服。”

每天除了打50個電話拉會員，常曉每天還要開兩個會，一個是早上的動員會，給大家打氣“沖！沖！沖！”，另一個是晚上的總結會，匯報今天自己的銷售情況。

“我們健身房還好，賣得不好月底扣錢唄！有的健身房你賣得不好，還要被公開羞辱。”

常曉說，自己最高的一個月賺了3萬塊，疫情過后，健身房生意差得出奇，他已經連續4個月拿了2480元的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

你說，常曉的收入究竟是多少？

2 馬云和我的收入加一起全國第一

網上有個段子說，馬云和我的收入加在一起，就能問鼎中國首富。

聽上去是個笑話，轉念一想，邏輯沒有錯誤，馬云擁有4000億的財富，隨便在街上找個流浪漢，兩人的錢加在一起都是全國首富。

這背后反應的是財富高度集中。

中國只有一個馬云、一個王健林、一個馬化騰，99%的人是普通打工人，但社會財富創造者是99%的打工人。

美國為什么這幾年鬧得那么兇？網上在嘲諷特朗普是“著名相聲演員”時，有沒有想過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國中下層打工人的利益？

美國依靠冷戰后的世界紅利，美元滲透到全世界金融體系中，攫取巨額利潤。

以投資回報率為例，如果這些資本留在美國，經濟環境最好的情況下，年回報率是12%，但投資到中國，年回報率可達20%。

如果你是華爾街精英，你會把錢放在哪個口袋？資本只會向回報率最高的地方流去。

美國在產生諸如貝索斯、扎克伯格、馬斯克這樣億萬富豪的同時，中產階級紛紛破產。

殘酷的數據顯示，2000年-2016年，美國收入中位數有12年在下跌，越來越多的下層美國民眾生活陷入貧困，這才是特朗普上臺的真實原因。

反例是日本。

2019年，日本厚生省發布數據，日本國民月平均收入，相當于2.8萬人民幣，月收入中位數為2.3萬人民幣，兩者相差僅18%，反映出日本社會收入很公平。

中國最夸張的城市佛山，平均收入與中位數相差57%，最好的北京，也相差41%。

眾所周知，日本是個社會流動性很小的國家，在這里，很難聽說有什么新晉富豪的誕生。大家所熟知的日本富豪，無非是小時候就耳熟能詳的索尼、松下、三菱等財閥。

甚至在互聯網經濟興起后，日本集體沉默，30年間僅出現了一個孫正義，媒體稱之為“日本失去的20年”。

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真的沉淪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這30年，日本經濟已高度發達，政府把關注點聚焦到民生上——全體國民的福利。注重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實現收入公平。

正是因為收入中位數與平均收入差距小，日本711便利店店員與軟銀投行精英的差距不大，日本社會普遍彌漫著一種富足感，幸福感，人均壽命世界第一。

在收入公平的保證下，日本社會保持著高度穩定性，階級流動小不會被當成社會問題。

3 小而美的生活，并不差

當然，日本的收入公平性問題是近30年才逐步解決，在上世紀60，70年代經濟騰飛時期，日本社會動蕩不安，街頭暴力屢見不鮮，最夸張時，能發生學生持槍與自衛隊對峙的情況。

在我國社會發展還未達到充分發達階段，人均GDP剛剛過萬，排在世界第72名，談這些問題，未免有些言之過早。

發展高速時期，應該用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40年前，中國人要掙1萬元需要58年的時間，40年后，只需4個月，人均收入實現了巨額增長。

原來家家擁有自行車都是遙不可及的夢，現在上下班堵車天天被人吐槽。生活越來越好。

在一二線城市之外，中國底色是廣大的鄉村和低線城市，一二線4億人口，剩下的10億生活在這之外。

他們的生活中可能沒有40塊一杯的星巴克，沒有動輒上千萬的商品房......

但他們的生活其實并不差，沒有巨大的工作壓力、沒有還不完的房貸、沒有開不完的會議、孩子沒有上不完的補習班。

小而美的生活，并不差。

作者：江左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