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則“租房人群中超六成是90后”的新聞上了熱搜，內文提到，年齡在21-30歲的租客占比最高，有61.3%。

這一數據出自社科院最近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但這組數據所反映的現象，在很多人看來，早已經是常識——評論欄里，有人說90后已經是老“韭菜”了。

那天，王木木也看到了這則新聞。

周末剛搬完家，加上那幾天“水逆”，她被這則新聞戳中了軟肋。她看完后留了一條評論，“3年租房差不多花了10萬，依然買不起房，湊不齊首付，不想結婚，談戀愛的興趣都快沒了。有時候感覺要不一個人過，吃飽喝足也挺好。來北京四年，從南六環搬到東二環的群租房，再到東五環到西三環，再到現在的北五環外，生活的雞零狗碎總能打破你對生活的新追求。”

這條評論，獲得了3276個贊和632條回復?；貜椭悬c贊最高的那個姑娘說“北京掙錢北京花，一分別想帶回家”。

故事從大城市開始

從2016年大四實習時算起，王木木在北京待了四年，搬了六次家。

她的租房生活始于北京南六環的一個村子，那時候《五環之歌》帶火了北京五環，而六環對于很多人來說還很陌生。地方偏僻，王木木每天通勤要花近三個小時。

從住處出來坐半小時一趟的公交，然后再轉兩趟地鐵，從頭坐到尾。有的時候遛彎到村子邊的河壩上，手機就會收到“河北歡迎你”的短信。

雖然位置偏遠，但王木木覺得住得挺好，因為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父親原本在家鄉一家國企上班，后來國企倒閉，就受邀在北京創業的同學那里幫忙。之后母親也去北京陪父親。

王木木并非在北京讀的大學。去北京實習之前，她體驗過那種悠閑、穩定、一眼能看到好幾年后的實習生活。去了北京后，節奏變快，但她覺得那樣很有活力，“更多的機會、更大的平臺”。

每個年輕人的租房生活幾乎都是這樣開始，他們體嘗到大城市濃濃的“甜”味，盡管這種“甜”很多時候只是期望中的，但他們卻深受感召。

黃洋在深圳的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但相比于木木，黃洋的租房生活穩定很多。從2017年畢業后來到深圳，他途中只搬過一次家，只是在原來的地方換了棟樓而已。

黃洋沒有曲折的租房經歷，首次租房和搬家只用了一天就完成。那是他到深圳的第二天，沒找中介、沒用各種租房App，他直接去公司附近的城中村找房。順著貼在墻上的租房廣告，沒多久就把房子定了下來。

房子是個單間，在三樓，房租每月1250元。城中村環境不比小區，黃洋對那里的印象是：臟亂差臭。但他覺得無所謂，租的房子只是個睡覺的地方，“我想把錢花在更重要的地方”。

因為樓棟過于密集和住的樓層太低，黃洋屋子的通風和采光很差。一天基本上照不到陽光，衣服洗了很難干，黃洋常用的晾衣服方法是用吹風機來吹。

最難受的是每年三、四月，深圳的梅雨從來不會遲到。一到那時，黃洋的屋子一股霉味，整個房間水嗒嗒的。

在大城市，很多人都只是孤獨的個體，尤其到了晚上，孤獨感像是潮水一樣。黃洋有自己的方法抵御襲來的“潮水”，這種方法很傳統又很“男生”——去網吧打游戲。

最初的那段時間，他每晚都會例行去網吧打游戲，這是城中村里少有的娛樂方式。每天下班吃完飯，他一頭扎進網吧，打游戲打到10點多才回家。洗衣服、洗澡，躺床上……一系列流程做完后，睡意就來了，也不再有心思想那些觸及人生本質的問題。

不像黃洋，王木木在租來的房子里仍然感受到家的溫馨。

四年前，她毅然選擇留在北京，開始正式追夢。為了上班方便，木木離開了那個偏遠的“家”，搬到了離公司5公里的群租房里。家里出了變故，她只能選擇價格最低的一類——那里，臥室里更像是宿舍，住了六個人，租金日結，每個月1000元。

兩室一廳的房子里，人最多的時候住了20個，兩個臥室分別裝下了六人，客廳能住得下八個人。

但住在群租房里，安全感是缺失的，“幾乎每天都在換室友”。有人搬來，很快有人離開，很多人選擇這里只是為了暫時歇腳，室友之間很難熟絡。

木木記得，有個女室友經常會在宿舍大聲打電話，有時還會在打電話時用英語罵她們。不安感不僅來自于陌生人，更多的是來自“群租房”這種不合規范的租住方式。

木木所住的小區發生過群租房失火的事情。木木每天都擔心自己住的房子被查，怕她哪天下班回去發現自己的東西都被扔了出來。

一座孤島

一年后，借助同事的幫忙，木木搬離了群租房，她找到了東五環外常營的一間次臥，每月房租1790元，還要交中介費。那時候工作忙，經常三班倒，木木根本沒時間自己找房，中介就是必須的選項。

也是因為忙，她跟合租的室友基本沒有交流，僅有的連接是互相通知水電費的時候，甚至，她還不一定認全同住一間房子的室友。

木木住的小區樓棟附近沒有路燈，每次走路多少都有點怕。有次她晚上下班，在電梯口碰到一個渾身酒氣的男生，他沒有按樓層，還跟著木木一起出了電梯。

木木當時害怕極了，打開門后，發現陌生的男生跟著木木一塊進去了，她很詫異，后來才知道這是她室友的男朋友。

日常忙碌導致的不交流加上陌生人之間的距離，讓原本不熱烈的人情變得越發寡淡。木木記得有次她過年值班，父母就過來跟她住幾天。盡管特別擠，但她覺得只要父母過來，那個租來的房子會突然有家的感覺。就那幾天，有次她媽媽幫一個室友簽收了快遞。室友出來以后，當著木木媽的面把快遞拽了進去，“謝謝都沒有，一聲沒吱，人情很冷漠。”木木說。

這樣的經歷，今年剛畢業留在廣州的高翔也有。他像黃洋一樣，找房子找得很快，那是臨珠江的小區，環境不錯，只是臥室面積不大，一張床、一個柜子和小桌子就把空間填滿了。

房子里住了四“戶”人，高翔不知道另外三人的名字和身份，只知道他們是男是女。那是高翔第一次租房，他以為合租就像學校宿舍，大家會是一個集體。但他完全錯判。

高翔剛住進來那幾天偶爾會在客廳碰到室友，他還會熱情跟對方打招呼，但沒想到的是，室友就像是沒有聽到，頭也沒回一下。反復幾次后，高翔放棄了，留下心里強烈的不適。

不止如此。高翔喜歡自己做飯，他看到廚房里有廚具，以為是公用的物品，自己用了兩次。之后，租房平臺的管家給他發消息，說是有室友反映他用了別人東西。高翔只能道歉，稱自己不清楚。但他想不通：互相之間就隔著一堵墻，為什么不直接找談，而要通過第三人傳話呢？

高翔喜歡拍照，他經常到租住小區的頂樓拍夕陽和日出

很多人看來，房子類型的不同決定了是否能擁有“家的感覺”，但黃洋說，如果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在哪里住都沒有家的感覺。

上漲的房租與對房子的渴望

對漂在大城市的人來說，房租是他們每月最大的開銷。木木大概算了下，她每個月交出的房租占了她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二。這算非常高的比例。跟木木比，黃洋的房租收入比少了很多，只有14%左右。因為城中村的房租的確低了很多。

一般而言，30%被稱為房租收入比的“黃金分割點”。超過這個點，租金壓力就會影響到生活幸福。但漂在外面的人又該如何談幸福呢？很多時候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在為房租奮斗，可交完房租后他們又獲得了什么？木木他們很多時候會懷疑來大城市的意義，但答案只能交由時間來回答。

一代人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根據最近一次（2017年）流動人口的調查，每年約有2.5億人離開家鄉。這其中，有67.3%也即1.68億人需租房居住。與巨大的需求相對的是增長緩慢的供給方，同時，在“散租房”被整治后，資本套著公寓外殼進入租房市場，將房租猛抬。

“房租每年都漲，可工資不是”，木木告訴我，每次房子續約的時候都會漲不少錢，在她的記憶中這個數字是五百。這意味著，每年她都要為房租多付出6000元。

漲房租是他們預料到卻又無法阻擋的事情。在東五環外住了四個月后，木木突然接到通知，房東要把房子賣了，讓她們盡快搬出。

如何在大城市扎根，是各種“漂”們深思又無力的問題。大城市的活力在吸引年輕人蜂涌，房價卻又驅趕他們逃離。在大部分人眼中，成為“北京人”“深圳人”，既要有戶口，又要有房子。有些大城市，戶口難擁有，有些則易，但所有的大城市房價都高。

不少人在大城市奮斗是為了后代，有了大城市的戶口和住房，就意味著后代有了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近年來，政策在逐漸寬松比如租售同權的政策推出，可以讓沒有房子的人兼顧教育和生活的難題。但租房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人們對房子不知所以然的執念，還是讓“擁有一套房子”成為最終的目標。

黃洋說，畢業的時候同時拿到了兩份offer，一個北京的，一個深圳的。最后，他選了深圳，“因為深圳給的錢多，離老家近，最主要的在北京買不起房子”。當時，黃洋覺得在深圳奮斗十幾年，也許勉強可以買得上房產，但現在他知道沒有那么容易。

黃洋深知靠拿工資在深圳買房是天方夜談，所以他有創業的打算。即使這個打算仍在計劃，卻非常堅定地存在于他的腦海里。

王木木也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她說，“作為一個在外漂泊的人，房子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依靠，是最后的安全感。”但她從沒想過在北京買房，家庭收入無法負擔得起天價的房價，而且在北京很難拿到戶口。“之后考慮在天津買房落戶，壓力小一些”，木木說，那樣的生活會比在北京只有房子沒有戶口來得靠譜一點。

高翔也想有自己的房子，但不是在高樓林立的大城市。他說，以后掙了錢就回老家去，在村子里蓋一棟傳統樣式的房子，明亮又寬闊。

（文中采訪人物為化名）

作者 | 何國勝

編輯 | 黃靖芳

排版 | GI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