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 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嘉華教授）
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找到了破解當下復雜嚴峻形勢的切入口。然而，國內大循環的源動力何在，又如何驅動？筆者以為，為了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需要完整地解讀并落實“驅動國內大循環的源動力”這個當下的緊迫課題。
短期動力來自最終消費
宏觀經濟學是動態經濟學，時間變量是宏觀經濟分析的最重要變量之一。因此，短期和中長期構成宏觀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框架。經濟活動的源動力就有短期和中長期之分。人們通常所說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出口減進口），是短期經濟活動的源動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長3.2%。其中，投資的貢獻為5.01%，凈出口的貢獻為0.53%，消費的貢獻是負的，為-2.35%。還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為-3.1%，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8%。今年4月份以來，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速均為正值，6月為4.8%。這些數據清楚地說明，目前的中國經濟，供給已經得到恢復，并表現出較強的增長態勢，但需求仍然弱勢，其中的消費需求更是如此。這當然有疫情沖擊，消費者活動受到限制的影響，但不難發現，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中居民消費這塊短板一直沒有完全補上。消費的源動力不足，是不爭的事實。
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并提出，擴大最終消費，為居民消費升級創造條件。
我認為，目前，保基本民生和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是促進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的兩個重要途徑。首先，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居民消費最終依賴收入增長，沒有收入的穩定增長，擴大消費就是無源之水。老百姓的收入一般分為四個部分：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受疫情沖擊的影響，前面三塊收入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或受到較大影響。因此，當下一個重要補救措施是增加轉移性收入。一方面，要在足額、按時發放城鄉低保金和失業救濟金的基礎上，研究發放“抗疫”現金津貼等。另一方面，要通過深入調研和測算，較大幅度地提高城鄉低保金和失業救濟金標準。由此，將在保基本民生的同時拉動消費。
其次，通過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中等收入階層是消費和消費升級的主力軍。沒有他們的收入增長和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就沒有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主要是人力資本的收入。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要在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生產要素的前提下，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一切創新活力競相迸發。“人才是第一資源”，等價于人力資本是第一資源。人力資本是技術勞動和管理勞動的載體，它和技術、企業家精神，同為現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提高人力資本參與分配的市場化程度，進而提高人力資本參與分配的比重，將為消費增長和升級作出重要貢獻。
投資也是極為重要的內需。有效投資既是現實需求，也將為轉化潛在需求創造條件。近來有一個熱詞“新基建”，它講的主要是數字基礎產業的投資。當然，重要的投資領域還不止于此，還要加大綠色基礎產業和公共服務基礎產業的投資，在增加短期需求的同時，改善中長期供給并滿足未來較長時期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新需求。
中長期動力是改革創新
無論是疫情防控，還是經濟社會發展，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為了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結構調整、科技創新，以及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都被作為重要事項，需要一一加以落實。
以創新驅動為指導思想，并以創新的方式投入生產要素，主要是人力資本、技術和企業家精神，是中長期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源動力。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創新以及投入要素的效率都與深化改革息息相關，所以，我們說，國內大循環中長期的源動力是深化改革，以及改革激發的創新活力。
近年來，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間，黨中央、國務院下發一系列文件，如《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2017年）、《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2020年）、《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2020年）等，進一步彰顯了堅持市場化改革的信心和決心。而且，通過完善營商環境這個抓手，這些文件的精神都在落實。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全面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突破體制瓶頸，驅動創新發展，已經成為全黨和全社會的思想共識和行為自覺。
與中長期經濟增長相關的創新，其成果集中表現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出。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十二五”末和“十三五”，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都超過或將超過規劃預期的8%和15%。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19%，占規模以上服務業主營收入的比重超過25%。所以，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比重目前已超過20%。2010~2018年，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1%，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整體快8.7個百分點，比GDP增長快9.6個百分點。更多的數據表明，近十年來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九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年均17.1%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說，正是這一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對沖了增長整體下行的壓力。
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分布于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成渝雙城經濟圈等地區。作為產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源自創新創業。創新創業生態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都具有集群的空間特征。這是被實踐證明，也是被實證研究證實的事實。所謂創新生態和新興產業集群，就是某個物理空間聚集著別的地方難以模仿的創新創業資源，并由此培育新創企業和新興產業。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創新生態和新興產業集群，這是因為，創新需要若干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如人才、資本、基礎設施、創新生態，甚至氣候，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夠具備這些條件。這些要素和條件同時存在，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所以，創新集群和新興產業集群一般生成于某個都市圈或中心城市，分布于世界為數不多的地方。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城市，有著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和新興產業集群。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也正在形成這一發展格局。正因為如此，我們堅信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態勢沒有變，也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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