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互聯網不僅關乎國家、企業的命運，也蘊含著一座城市發展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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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小北

編輯丨楊旭然

本文核心觀點

1.工業互聯網關乎國運，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經之路；

2.新基建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爆發的必要條件，疫情為此按下“加速鍵”；

3.工業互聯網最終會演變成智能算法平臺；

4.上海在工業互聯網浪潮中將有機會重塑輝煌。

改革開放四十年有余，很多行業經過幾輪投資拉動的發展后，產生了嚴重的過剩產能。

在紡織機械行業,平均開機率就不足六成。與此同時，由于信息的不透明，下游占據絕大部分市場份額的中小服裝制造廠商采購成品布成本高企、效率低下。

廣州致景將紡織機械行業的過剩產能調動了起來，應用的就是工業互聯網手段。

在前端，致景打造了紡織電商平臺“百布”。在這個平臺上，下游中小服裝制造商的訂單聚集在一起。在后端通過AIoT致景將上游業內多家企業的近30萬臺紡織機連接在一起。在下游聚集到訂單后，致景在云端按照機器的閑置率，將訂單合理分配至生產企業。

通過下游訂單的聚集，和對上游生產環節產能的智能化管理和有效分配，整個行業的開機率、供應鏈效率、交易效率，都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提升。

“這就是典型的工業互聯網。”中國信通院華東分院副總工程師賀仁龍對億歐表示。

芯片行業的典型特點是資產設備昂貴，一條產線就價值上百億美金。因此1%的良率提升，就能為芯片廠商帶來上億美金的回報。

服務晶圓制造15年的工業互聯網服務商“眾壹云”，通過為晶圓廠商提供晶圓制造的全程跟蹤、缺陷分析，能將晶圓的良率提升2%-3%，為每條產線節省上億美金的成本。

從紡織生產到芯片制造，自2012年GE（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首次提出工業互聯網的概念后，喊了幾年的工業互聯網已經不再是一個晦澀的名詞。

無論是在芯片、汽車制造這樣的先進制造業，還是在信息化程度較低的傳統制造業、鄉鎮民營企業，工業互聯網都開始落地生根。

而中國的國運，無數企業的命運，城市的失落與崛起，都于無形中蘊含在這些流動起來的數據之中。

工業互聯網與國運、企運

人口紅利支撐起中國“制造業第一大國”的名頭。然而近年來，人口紅利消失已是無需爭議的共識。

這首先是由于我國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1960-1970年，我國第一波生育高峰造成了勞動力數量的充裕。勞動力買方市場下，人力成本低廉。

而近年來，生育制度、高效擴招等原因，我國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帶來了企業成本的持續上升。

據《2018年中國制造業產業研究報告》，截至2018年，中國制造業員工的平均年薪達到了59470元，相比1978年的597元增長了98倍。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中，有29年制造業員工的年薪增長率超過了同年GDP增長率。

人力成本持續上漲，而機器成本卻在不斷下降。在部分制造業發達地區，用工成本已接近工業機器人成本。

藍領招聘平臺“我的打工網”公開招聘數據顯示，在長三角地區，一線制造業工人的時薪在16-20元之間。而目前市場上較有代表性的20kg級六自由度通用類關節工業機器人，其單位小時成本為18.14元。

成本是制造企業的生命線。用成本越來越低廉、性能越來越優異的工業機器人代替越來越貴的人力，是制造企業生存下去的必然選擇。

這不僅關乎企業生存。于國家而言，工業互聯網甚至關乎國運。

從1960年開始，全球總計有101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至今僅有日本、美國等13個國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余的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要么止步不前。

而成功跨越者都有一個特點——實現了產業升級。

其中最成功的當屬日本。20世紀70年代，在政府主導下，日本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密集，再到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轉變。美國的跨越，也得益于美國政府主導下的“信息高速公路”戰略基礎之上的產業升級。

而大多數沒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統一的特征就是缺乏強大的制造業。

當下中國制造業正處于“大而不強”的狀態。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約為20%，遠低于工業發達國家35%的水平。

以蘋果手機為例。作為蘋果手機的組裝基地，每生產一部我國獲取到的利潤僅為總利潤的3.63%，而美國企業獲取的利潤高達50%，日本、韓國企業分別獲取30%、10%以上的利潤。

因此如果在這一輪新興技術浪潮中，中國不能順勢實現產業升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將”是大概率事件。

而縱觀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巴西里約熱內盧8成以上的城市人口仍居住在貧民窟中；馬來西亞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毒品肆意橫流；曾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樹立為“現代化樣板”的阿根廷，也因產業升級失敗導致國家經濟幾度瀕臨崩潰。

個人之命運深深根植于企業、國家的發展之中。工業互聯網在無形中影響著每個人。

疫情加速“新基建”

英國劍橋大學著名學者卡洛塔·佩雷斯在其著作《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中，將人類工業革命的發展史用一句話概括，“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礎設施，一種‘技術-經濟范式’。”

他認為人類歷史至今共經歷了五次科技革命：機械動力時代，蒸汽和鐵路時代，鋼鐵、電力的重工業時代，石油、汽車和大規模生產時代，信息和遠程通信時代，接下來是智能時代。

而每一次工業革命的真正爆發，基礎設施建設都是先行條件。

機械動力時代，運河和水利渦輪的建設之后，才誕生了機械化的棉紡織業，進而出現了借助機器生產的工廠；

蒸汽和鐵路時代，鐵路、港口、煤氣的建設和完善，催生了蒸汽機、鐵路、鐵礦和煤礦，進而催生了城市化進程，形成了全國范圍的市場；

鋼鐵、電力的重工業時代，電話、電報、電燈，世界范圍內的鋼制輪船和鋼制鐵軌，使得鋼鐵等重工業、電力產業成型；

石油、汽車和大規模生產時代，公路、機場、石油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催生汽車、飛機，以及家用電器等產業的成型，也促進了生產、社會領域的變革，如流水線、大眾市場、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等；

信息和遠程通信時代，互聯網是最大的基礎設施，催生了計算機、軟硬件、消費互聯網等產業，也使得經濟范式從金字塔式到網絡化。

因此在當下階段，工業互聯網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就具體體現為新一代基礎設施建設。

“而突如其來的疫情‘黑天鵝’，正好為此按下‘加速鍵’”，賀仁龍表示。“為了緩解疫情帶來的沖擊，政府出臺經濟刺激政策，觸發了新基建規模化投資，這將為工業互聯網鋪好高速公路。”

5月22日，“新基建”被寫入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通過建設新一代基礎設施，加速新一代產業如產業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大幅提升經濟效率，并最終完成范式轉移。

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包括三個部分：

信息基礎設施，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基礎設施，如以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通信網絡基礎設施，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基礎設施，以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為代表的算力基礎設施等；

融合基礎設施，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

創新基礎設施，指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品研發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基礎設施，如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

在這其中，工業互聯網作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基礎設施，成為實現范式轉移的重要一環。

政策的刺激，也觸發了新基建和工業互聯網的規模化投資。

據測算，2020年新基建的投資規模預計在2.18萬億左右。后續隨著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基建年投資規模將快速增長，到2025年或將達到3.76萬億。

其中，工業互聯網2019年的投資規模為737億元，2020年的投資規模預計在840億元，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1617億元。

市場規模上，工信部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工業互聯網市場規模已經達5813億元左右。

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測算，2019年中國工業互聯網市場規模在6000億元左右，未來五年有望實現13%的年復合增長率。

價值經濟

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礎設施，一種生長邏輯。

在過去的消費互聯網時代，以BAT、TMD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在商業的舞臺上占據C位，工業互聯網時代，“工業互聯網是互聯網下半場”也顯示了巨頭們對這一新領域的野心。

那么誰將獲得新的主導權？

華為工業互聯網解決方案首席專家史揚認為，工業互聯網是以工業為本，ICT技術為手段。

“工業互聯網的本質就是，把工業中以往積累的工業知識，通過大數據建模、AI等方式凝聚下來，并以此重構整個生態。在沒有工業互聯網之前，這種凝聚也以專家傳承、信息化等方式進行著，數字化、智能化提供了一個新的手段。”

如今互聯網巨頭也意識到這一點，騰訊做產業互聯網的定位是“各行各業的數字化助手”，京東數科則是將自己的角色定義為做產業互聯網的“最大公約數”。

所以工業互聯網的第一個生長邏輯是，工業企業將主導升級，行業Know-How比技術、營銷更為重要。

在消費互聯網時代，“快與輕”造就了幾年內成長為千億市值互聯網巨頭的字節跳動、拼多多等。而工業互聯網，“慢與重”將成為新的行業關鍵詞。

工業互聯網的慢與重首先在于，連接度復雜。

不同于消費互聯網連接供需雙方的短鏈，工業互聯網是長鏈。蘋果手機賣5000元，其中蘋果只掙500，背后4500元產業鏈上的各級供應商，都是工業互聯網要改造的。這隱藏在深處的產業鏈，每一個環節都有效率提升的空間。

此前消費互聯網之所以快，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有統一的語言。“而機器、物料之間卻沒有統一的機器語言，這就好像人類社會語言不通也無法實現連接一樣。”賀仁龍表示。

除此之外，工業企業需求的個性化、碎片化，也使得工業互聯網快不起來，輕不起來。

與消費互聯網需求的通用化、標準化不同，工業互聯網的終端多樣化、碎片化。“整個網絡流程需要和生產過程緊密關聯，甚至是同一行業中的不同企業，由于設備水平、管理水平、信息化基礎不同，需求都不盡相同。”瀚云科技運營總監孫文荊對億歐表示。

在服務客戶的過程中，史揚也發現，在某個細分行業的經驗無法復用到另外一個行業，甚至同行業中A企業的解決方案無法在B企業復用。因此“工業互聯網不會像消費互聯網一樣出爆款產品，一個企業一套方案，一個行業一個做法。”

工業互聯網的第三個生長邏輯，是從“規模經濟”到“價值經濟”。

消費互聯網中用戶規模就是壁壘，工業互聯網是“價值經濟”——一切以為工業企業“降本、提質、增效、減存”為目標。

在消費互聯網時代，評判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價值尺度是MAU、GMV。而工業互聯網公司的價值，在于能為工業企業帶來多大的價值回報。

中國是產煤大國。對于中國的焦化企業來講，如何將不同品類的煤進行組合，控制它的質量和成本以達到效果最優，是每家焦化企業的核心工藝。

華為工業互聯網通過對焦化企業歷史數據的分析建模，給出成本和質量平衡的最優解，能夠為每噸煤節省20到30元的成本。

對于一家年產能超過100萬噸的焦化企業來講，這意味著一年2000萬的成本降低。

據GE發布的《工業互聯網：打破智慧與機器的邊界》，未來15年內，在幾個關鍵的工業領域，1%的效率提升將帶來巨大的收益。

在全球范圍內，航空領域1%的燃料節約意味著300億美元的成本節約，鐵路領域系統效率提高1%將到來270億美元的成本節省，發電領域，節省1%的燃料將節省660億美元。

工業互聯網與消費互聯網有截然不同的生長邏輯，但二者也有相通之處。“與現在的互聯網巨頭一樣，工業互聯網最終也會演變成智能算法平臺。”賀仁龍對億歐表示。

如今電商平臺的本質功能，是通過數據建模撮合交易的算法平臺，“當工業互聯網有了統一的機器語言后，最終也會形成像阿里、騰訊之類的智能算法平臺。”

但不同的是，消費互聯網在社交、搜索、電商、生活服務等領域最終只形成了幾家巨頭，壟斷性更強。而工業互聯網可能會在不同的垂直行業形成很多個小巨頭。

上海，能否在工業互聯網中重拾輝煌

工業互聯網不僅關乎國家、企業的命運，也蘊含著一座城市的發展機遇。

因為坐擁互聯網巨頭，消費互聯網成就了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發展的輝煌。

而與此同時“上海錯失互聯網”卻成為業內人士茶前飯后的談資。

每一輪技術更迭都有城市崛起、失落。當“產業”代替“互聯網”成為新技術革命的關鍵詞時，人們驟然發現，上海在工業領域得天獨厚的優勢，卻是工業互聯網時代最寶貴的土壤。

上海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

甲午戰爭導致上海第二次開埠之后，上海就成為商業與制造業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上海被定位為“生產型城市”，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

即使改革開放后，工業經濟在上海也處于主導地位，以1995年為例，上海工業增加值占全市GDP的52.7%。

上海也誕生過新中國工業史上多個第一。

1960年4月，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輪“東風號”在江南造船廠下水，它標志著中國的造船工業上了一個新臺階；

1978年12月，中國開工建設第一個千萬噸級的現代化大型鋼鐵基地寶鋼，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實施的第一個重大工程；

1980年9月，中國自行設計制造的第一架大型噴氣旅客機“運-10”首次試飛成功，它是由中國航空工業上海飛機制造廠研制的。

如今，在中國工業“大而不強”的基本面上，“上海制造”意味著先進制造業、高端制造業樣本和現代新型制造業體系。

近日，我國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雪龍2”號，完成全部主船體的結構合攏，并將于今年底首航南極。這座船的承建公司江南造船有限責任公司其前身是1865年清朝創辦的江南機器制造總局；

超大型燃氣輪機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難造的機械裝備，有“制造業皇冠上的明珠”之稱，而上海電氣是目前中國唯一具備燃氣輪機完整技術的企業，正在實現重型燃機技術自主化；

近年來，上海臨港產業區加速培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首套國產化率100%的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堆內構件、首臺自主知識產權的C919大飛機發動機……

這些過去長期高度依賴進口的高端核心技術都在上海填補了國產化的空白。目前臨港、張江高科產業園已集聚起人工智能、半導體、5G等諸多前沿產業。

這一切也帶給工業互聯網服務商業務上的便利。

當前工業互聯網最大的阻力是企業轉型意識不強烈，而在服務上海客戶過程中，“明顯感覺到上海企業的理念和意識比其他地方強。”孫文荊對億歐表示。

以快速、規模為核心的消費互聯網時代，上海的優勢并沒有清晰展示出來，而當時代來到工業為基石的“工業互聯網”山丘上，上海迎來了重塑輝煌的新機遇。

2016年，上海率先啟動了工業互聯網的第一個三年行動計劃，成為第一個打出“工業互聯網”名片的城市。

2020年，上海又發布《“工賦上海”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其目標是到2022年，實現工業互聯網對實體經濟引領帶動效能顯著，工業互聯網核心產業規模達到1500億元。

具體任務包括：推動工業互聯網平臺與5G、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深度融合，打造10個“5G＋工業互聯網”先導應用；建立長三角工業互聯網平臺應用創新體驗中心；培育工業互聯網標桿平臺和龍頭企業等。

《工賦上海”三年行動計劃》的發布，標志著上海工業互聯網開啟了發展新征程，從政府引導為主、企業試點示范的1.0階段，逐漸邁向為企業真正賦能增值的2.0階段。

基于上海在工業互聯網方面的重要區位優勢，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全球工業智能峰會將于7月10日至11日在上海舉辦。峰會以“創新•融合•筑基，開啟智能工業未來”為主題，探討人工智能如何賦能工業轉型升級。

峰會首次聯袂福布斯中國，將在開幕式上頒發全球首個工業智能領域獎項——“湛盧獎”。

“湛盧獎”旨在吸引全球范圍內的工業互聯網+AI核心地帶的領軍者，引領工業邁進數字化、智能化的高速發展之路，未來將形成年度發布機制，在上海打造全球工業智能領域的“奧斯卡”。

結語

以快速與規模為核心邏輯的消費互聯網造就了“大”，而“強”這一歷史任務卻必須由“緩慢和價值”來鑄就。

上海所歷經的產業沉浮，并沒有讓價值消沉，相反的是，這座城市多年來一直在沉淀價值，只待新的機遇和時代出現。

曾經習慣了快和浮躁的人、企業、城市、國家，又一次面臨新的開始，是時候重新出發了。但別忘記調整心態，帶上專業與韌性，精細與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