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吳為 周依 郭薇）央視新聞日前報道，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下，中央文明辦引導各地在文明城市創建中保障民生需求，使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通過穩就業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飲、商場、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務業恢復發展。
疫情沖擊下，服務行業面臨巨大沖擊，直接影響居民收入和城鎮就業。中央文明辦調整“創文”的這項引導措施，對疫情常態化防控之下的就業，以及經濟社會秩序的恢復會有什么效果？“放松管制”是否意味著占道經營合法化？如何平衡市容市貌管理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這是否只是權宜之計，還是說這項政策變化也能長期執行？
2018年11月25日，廈門市思明區開元路，正在叫賣的路邊攤販。圖/視覺中國
一問
“路邊攤”整治還是放開，于法有據嗎？
按照今年中央文明辦對創建文明城市相關要求的表述，主動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明確要求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推動文明城市創建在恢復經濟社會秩序、滿足群眾生活需要的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作用。
“路邊攤”是整治還是放開，各地有何依據？記者查詢，各地在道路交通安全、市容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政府規章，均有涉及對占用城市道路等擺攤設點的禁止和處罰規定。
如《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過街橋、人行地下過街通道及其他公共場所堆物堆料、擺攤設點，影響市容環境衛生。違反該規定的，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和非法財物，并可處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
有關專家表示，中央文明辦對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的新要求，更重要的是起到一個引導作用。這傳遞出“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今年，不再成為文明城市的硬要求，正是“恢復經濟社會秩序”的需要。
對于流動商販的管理，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振中認為，過去對于這部分的管理模式都是“全國一盤棋”的從嚴狀態，攤販、占道經營包括很多底商都給關了。現在可能會給予一定的空間，不會像過去那樣“一棒子打死”。
劉振中說，現在放開涉及擺攤、占道經營等，還是會影響市容市貌、環境秩序，對管理部門肯定是一個挑戰。“因此即便放開也應該是有序的，絕不會回到以前完全無序的狀態。如果恢復到以前那樣，再管起來就非常困難了。”
二問
放寬管制“地攤”，對恢復經濟、促進就業有多大效果？
中國就業促進會原副會長、資深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陳宇認為，放活流動商販，是政府工作報告中“促就業舉措要應出盡出,拓崗位辦法要能用盡用”的具體體現。
“現在這個情況大家都明白，疫情持續影響全球經濟，經濟生活幾乎到了休克的狀態。這樣一個政策，釋放強烈信號，就是要搞活經濟，調動經濟生活中每一個元素的活力，特別是要調動經濟活動最基層的個體經濟，充分釋放靈活就業崗位，讓廣大老百姓有更多機會。”陳宇說。
陳宇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回過頭來看，就是讓個體活躍起來的自然歷史過程。個體活躍了，整個經濟就活躍了。“給他們一汪水，讓他們自己去游泳；給他們一塊土壤，讓他們去生根發葉。”陳宇認為，這一政策引導，不僅對就業和恢復經濟有強大的現時意義，還有更大的象征意義。
劉振中認為，當前經濟形勢下，保民生、保就業是第一位的，這時提出保留地攤經濟，對中低收入群體、低技能就業群體、失業下崗工人和農村來城的務工農民，能起到較大幫助，也讓一個城市更有溫度、更有“包容心”。
“這在當下是順應民心、合乎時宜的，近年來由于經濟下行、產業轉移、機器換人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較大，相關就業群體需要一個緩沖的過程，現在正處于過渡時期。尤其再疊加了疫情的影響，這些人群短時期內無法找到新的工作，非常有必要放開這一塊。”劉振中說。同時，但對于這一舉措是否會常態化，他認為，現階段來看還要持續推進，以慢慢消化疫情沖擊、經濟下行帶來的影響。
“比如四川一些餐館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把原來室內的餐桌搬到室外去了，也擴大了經營，大幅增加了營業收入，也增加人員就業。”劉振中說。
三問
地攤、小販興起，會不會影響疫情防控？
人群聚集會給新冠病毒傳播創造機會。那么，如果放任地攤、小販興起，是否會給當前的疫情防控帶來不利影響？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表示，地攤、小販對疫情防控不會有太大影響。“特別餐館都可以堂食之后，地攤這種在比較大的環境里肯定比室內好。關鍵是人員管理上，商販的個人健康需要特別注意。”
潘小川認為，現在低風險地區基本上沒有什么問題了，雖然不能完全杜絕無癥狀感染者，但這個概率很小，馬上發現、馬上控制還是能控制住的。
四問
“地攤經濟”與文明城市可以長期共存嗎？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是放開“地攤經濟”的一個信號。“早就該放開了，有序開放，為百姓生活提供便利。”汪玉凱認為，這種規則的調整是激活市場活力的一個有效舉措，不僅是疫情期間的短期舉措，“一旦規則發生調整，就會是一個常態化的趨勢”。
“放開不是‘放手不管’，需要邊界，要有一定規則。”汪玉凱說，過去的政策過于嚴厲，越是大城市管得越嚴。而實際上，這些地攤商販如果能在比如一個時段、一個范圍內有序開放，用規則逐漸調整人們的習慣，是可以規范的，不該因為它對環境可能帶來的影響就將其“扼殺”。
劉振中則表示，“原來采取的一直是你進我退、你退我進，一種相對對立的存在模式，現在開了口子，由相對對立走向相對兼容，肯定也要相應地修改相關管理措施和規范。現在‘地攤經濟’準許經營的邊界還沒定，接下來還要針對到具體哪類、具備什么條件可以經營，都有待進一步細化。”他認為，今后如何讓地攤經濟和監管兩者相兼容的管理模式，還有待探索。
“在文明城市中，規范占道經營、不讓擺地攤，從城市管理來講，有一定的道理。”陳宇表示，但城市活躍的因素也正在這個“個體活躍”的地方。“這是可以共存的，可以保持一個邊界，就像798一樣，個性化的藝術、獨立的藝術家，他們跟傳統的美術館肯定不一樣，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空間。”
汪玉凱表示，國外一些城市也有馬路旁擺攤的情況，但相對也有限制比如節假日不能擺攤，一些地方有規定禮拜天商鋪都不能開門。因此，如果放開也需要進一步修改法規，完全可以制定相應的細則來加以規范。
盤點
多地已放寬擺攤設點 仍有城市查扣路邊攤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今年全國已有多地放寬擺攤設點，助力商戶恢復經營和經濟復蘇。
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下，四川成都允許在確保不影響居民、交通和不擾亂市容環境秩序的情況下，可以擺攤設點，助力商戶恢復經營和經濟復蘇。
今年3月，成都市城管委制定發布了“五允許一堅持”措施，明確疫情防控期間，企業和經營者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衛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許在居民居住集中區開辟臨時占道攤點攤區，允許臨街店鋪臨時越門經營，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區域販賣經營。疫情期間，城市管理部門以教育勸導為主，一般不實施處罰；實施處罰的，原則上不錄入城市管理信用監管平臺。
3月23日，陜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等三部門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對返城復工務工人員提供便利化服務保障。其中規定，在疫情期間，城市管理執法部門要堅持柔性執法，在不影響行人的情況下，允許在居民居住集中區開辟臨時攤點攤區，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時間和區域經營。
此外，河南省許昌市今年也新增設了九條街道作為便民服務的路段，同時要求城市管理、市場監督等部門為商戶解決問題、提供服務。
浙江省杭州市則在引導市民群眾樹立健康衛生理念、養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時，通過開放部分街道為攤販提供經營場地，解決臨時經營設施的難題，實現城市攤販規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不過，記者也了解到，一些地方為了“城市市容市貌”“道路安全”的管理需要，對路邊攤，尤其是“占道經營”等行為仍然采取管制的措施。
據婁底新聞網報道，為解決鎮域內主要道路流動攤販占道經營問題，維護良好的鎮容鎮貌，確保境內交通道路安全，近期，該市婁星區萬寶鎮控違辦聯合公路站及村干部對主要交通路段開展流動攤販占道經營整治工作。
報道中說，執法人員主要以勸導為主，引導經營者主動搬離或幫助其搬離道路沿線。對于不聽勸導者，對其經營場所的亂搭棚點進行拆除，并對其經營設備進行暫扣處理。
本月，湖南耒陽交警大隊也對轄區馬路市場、占道經營等問題，組織開展了交通問題頑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動。
此外，本月下旬，泉州市泉港區城市管理局結合“創城”工作，加大對占道經營整治力度。泉港區城市管理局從5月19日起組織對包括驛峰中路、南山路、新民街、中心街、海南街、錦繡街等在內的8條城區主干道開展道路大整治活動。
公開報道稱，泉港區經過整治后，占道經營現象得到有效治理，人行道變得干凈整潔。該區下階段還將加強主城區日常巡查，不定期開展整治占道經營統一行動。
聲音
全國人大代表楊寶玲：創城考核不含“擺攤” 對農民是大好事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天津東麗區胡張莊村黨總支書記楊寶玲提出建議，在加強管理的同時保留“地攤經濟”，以保障農產品銷售。5月27日中午，得知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流動商販等列為考核內容時，楊寶玲非常高興。
今年，楊寶玲提交的一項建議就關于“很多地區因‘創城’‘創衛’不讓擺攤，導致農產品賣不出去”。
“過去的農貿市場、小區的早市晚市，在‘創城’‘創衛’過程中，很多小商販的攤位都被拆除了，其實農民還是有這方面的需求的。”楊寶玲說，近年來，各地陸續開展文明城市和衛生城市創建等活動，提高了市民整體素質、幸福指數和城市文明程度。但個別地區在如何對待“地攤經濟”方面，未能充分體現出一座城市的包容性，看低甚至忽視其積極作用，有的甚至采取全面封殺，無疑極大壓縮了其生存環境。
楊寶玲說，經過前期調查，很多小商販需要臨時的攤位，農民賣一些季節性的農產品也需要這種臨時性的地攤。很多地方直接取消了早市晚市就面臨這樣的矛盾。由此可能導致商鋪資源價格走高、弱勢群體持續減收，繼而生活困難，給政府增加負擔，間接使農產品及日常生活用品價格上揚。
“我覺得地攤經濟和‘創城’‘創衛’不矛盾，只要加強管理。”她提出，“地攤經濟”在給社會帶來福利的同時，當然也會有一些負面影響，比如沒有行業約束標準、經營管理不規范、自由化程度高、影響市容環境等，但“地攤經濟”宜疏不宜堵。
“聽到這個消息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特別高興。對農民來說是天大的好事，全國的農民都受益了。”今天中午，得知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考核內容時，楊寶玲感嘆，“終于為我們的農民朋友說話了，我作為一個來自基層的代表也不算白干。”
新京報記者 吳為 周依 郭薇
編輯 張暢 校對 柳寶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