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讀書亦然。回顧諸多名家大師的讀書經驗，長槍短劍，南拳北腿，各有各的精彩。郭沫若和郁達夫認為，讀書要從目的出發，或為學習而讀書，或為創作而讀書，或為研究而讀書等，目的不同，讀法不同；而夏丏尊認為，讀書應該視不同類別的書而異，不同的書有不同的讀法；梁啟超、林語堂提倡趣味主義，陳垣、梁實秋則反對讀書只憑興趣，認為要養成苦讀的習慣……盡管如此，從名家林林總總的讀書經驗中，仍可梳理出一些帶有普遍性和啟發性的“讀書經”，以資借鑒。
“隨便翻翻”
不少民國名家從小接受的是傳統的私塾教育，可奇怪的是，成人后的他們卻承認自己真正的閱讀啟蒙，大多來自小時候那些漫無目的的“雜覽”。周作人在《讀書的經驗》一文中說：“在書房里我念過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與《古文析義》，只算是學了識字，后來看書乃是從閑書學來。”后來懂得文章的好壞、思想的是非，是他長期博覽古今中外的書籍后“暗中摸索”出來的。
同樣，美學大師朱光潛在《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里回憶兒時的閱讀，也是在父親的教導下，讀四書、五經、綱鑒、《唐宋八大家文選》等科舉應試的“敲門磚”，但他不滿足于此，偷偷瀏覽了大量“閑書”，從《史記》《戰國策》到《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等小說、戲劇，乃至《麻衣相法》等雜七雜八的書，“總之，我幼時頭腦所裝下的書好比一個灰封塵積的荒貨攤，大部分是廢銅爛鐵，中間也夾雜有幾件較名貴的古董。”直到上了大學，朱光潛才開始接觸外國作品。然而，正是少時的正規訓練和雜覽旁收，奠下了朱光潛一生的寫作“基因”。
這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涉覽，即魯迅頗為推崇的讀書法——“隨便翻翻”。魯迅在一次演講中希望年輕學子們看書首先要“雜”，他將雜覽比作游公園，“隨隨便便去……所以會覺得有趣”。
讀閑書，除了輕松有趣，還便于打開視野，增進常識，同時讀者能從中摸索出讀書的門道，發現自己的“趣味”所在。1923年，梁啟超為當時《清華周刊》推薦“國學入門”書目時說：“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學者讀書尚少時，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為何。隨意涉獵，初時并無目的，不期而引起問題，發生趣味，從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絕業者，往往而有也。”為此，他專門推薦了一部分“有趣”的書，“供學者自由翻閱之娛樂”。興趣是學問的導師。人一旦找到了契合自己的“趣味”，也就遇見了自己的天賦所在，往往會產生濃厚的探究欲望，樂此不疲，成就一番事業。這也是林語堂所稱的“自動讀書法”。
今天，人們忙里偷閑之際，喜歡“隨手翻翻”手機，上天入地，漫游一番，或刷新聞，或瀏覽電子書，我以為都算作“雜覽”，是一種不錯的閱讀習慣。
讀“基礎書”
當然，只憑個人興味而“隨意翻翻”的人，或許能成為“無所不通”的雜家，卻很難在某一領域成為行家里手。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學者。他晚年總結一生的讀書經歷時，卻誠懇地檢討了自己的“不得法”。他說年輕時求知欲很強，“以一物不知為恥，種種都讀，并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都沒有讀通。”到了40歲，一會兒學德語，一會兒學法語，可都不算精通，后來去德國大學學習，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統統去聽課，相關的參考書，也亂讀起來，終究沒能在具體某學科有所建樹。蔡元培的話固然是自謙，但其中的道理，足以給讀書人一個提醒，那就是讀書不可泛濫無邊，必須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尤貴在“博”的基礎上有所“專”。史學大師陳垣在與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1961屆畢業生談話中，就要求學生做到博與專的“辯證統一”：“世界上的書多得很，不能都求甚解，但是要在某一專業上有所成就，也一定要有‘必求甚解’的書。”
可惜，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讀書人都沒有覺悟到這點，結果是：閱書無數，一事無成。
讀書如何做到“專”？民國大師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茲列舉三點：
一是讀“基礎書”。隨著社會的發展，書籍愈來愈多，單是每年出版的新書就已浩如煙海，某種意義上說，書籍成了讀書人的一種負擔。朱光潛在《談讀書》中提到，中國古代學者因書籍難得，皓首窮年才能治一經，不過，書讀得少，“讀一部卻就是一部，咀嚼得爛熟，透入身心，一生受用不盡”。而現在書籍易得，一個青年學者就可夸口讀書萬卷，然而真正“留心”的卻少得可憐，還由此養成了浮淺虛驕的習氣。至于普通讀者，不僅貪多嚼不爛，而且四面出擊，揀到籃子里的都是菜，在書海中迷失方向，徒然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因此朱光潛建議，與其讀十部無關輕重的書，不如以讀十部書的時間和精力去讀一部真正值得讀的書，比如浮皮潦草地讀許多本談論希臘哲學的書，不如熟讀一本柏拉圖的《理想國》來得受益良多。著名學者、作家金克木把類似于《理想國》這樣的“原典”稱為“基礎書”，后世千千萬萬同類書籍就是從這些為數不多的“基礎書”里發源的。
二是心中有個遠景目標。民國著名學者張其昀說：“為學必先立志，自家有主意頭腦，方有以自立。”意即讀書人須先立個“目標”，然后才能學有所獲，仿佛種樹先必有根，再經澆水施肥，最后才可能茂盛生長。否則，讀書人“以書為主”，勢必被書牽著鼻子走，成為“書奴”，這種閱讀往往是迷茫的、低效的。在張其昀看來，讀書人心里有個清晰目標地讀書，即便雜覽群書，也能不迷失自己，并能做到“專而不雜，致一而不懈，故得精通”，好像一個雪球，無論滾多遠，都能吸住沿途的雪花，讓自己越變越大。
三是“讀書必須有一個中心”。如果說“心中有個遠景目標”是著眼于長遠的、宏觀的，這里的“中心”就是比較短期的、微觀的。在朱光潛看來，這個讀書的“中心”或是某個科目，或是某一問題。如果以科目為中心的，就要精選那一科重要典籍，逐部從頭讀到尾，以求對于該科獲得一個概括的全貌的了解，為進一步的高深研究做準備；如果以問題為中心的，心中先有一個著手研究的問題，然后找相關書籍去讀。這種“有一個中心”的讀書法，其最大優點在于能做到有計劃、有系統性，不至于東鱗西爪，事倍功半。當年，胡適知道顧頡剛生活拮據，有意讓他標點古書《古今偽書考》，以便多掙點兒稿費。那是一本小書，胡適以為十天半月就可以完成。哪知大半年已過，顧頡剛還毫無動靜。原來顧頡剛對古書中的每條引言，都去翻查原書，仔細校對，注明出處和刪節之處等，所做的工作已經遠遠大于簡單的標點。又過了許久，顧頡剛告訴胡適：《古今偽書考》不必付印了，他現在要在標點和研究的基礎上，編輯一部疑古的叢書，叫作“辨偽叢刊”。一兩年后，顧頡剛再次不滿足于自己編輯“辨偽叢刊”的計劃，打算自己創作了。后來，果真如胡適判斷的那樣，顧頡剛成了中國史學界貢獻不可限量的大學者。這就是“有一個中心”的讀書法所產生的效力。
“讀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書”
著名作家、學者曹聚仁在父親的管教下，從小學開始讀《近思錄》《朱文公全集》《王陽明全集》，他發現這些書之間存在著不少的矛盾，便詢問父親，父親也無法解答。到了師范學校，遇到博學多聞的單不庵老師，非常敬仰。再后來，接觸了胡適、梁啟超、顧頡剛等人的觀點，又對單老師產生了懷疑，覺得他雖博學卻沒有自己的見解，單老師就像沙漠的吸水一樣，大量地吸收了知識，卻不能噴一點點到地面上來。為此，曹聚仁總結出三條“讀書經”：第一，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第二，有膽量背叛老師；第三，組織自我的思想體系。
這三條經驗中，“懷疑”是基礎，也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能做到讀書有疑？
首先必須不存成見。顧頡剛在《怎樣讀書》文中寫道：讀書，是要借助書籍尋出一條求知的路，而非讓書來限制我們的思想，讀書的時候要隨處會疑。換句話說，要隨處會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評它。基于此，顧頡剛提醒讀者，讀書時不可先存成見，把某一類經典當成標準，而把別的書都通通視為旁門左道。
其次不能偏食，要多讀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書。就像喜歡結交與自己“性相近”的朋友一樣，很多讀者只讀跟自己“情投意合”的書，對于那些趣味、觀念不相近的書，往往不屑一顧，貶入冷宮。如果單純為了消遣，這種讀法無可厚非，甚至稱得上是一種很健康的精神按摩。但從擴大視野、增益智慧看，同質的書讀多了，難免出現近親繁殖的惡果，無異于給自己畫地為牢。因此，金克木提出一個主張——多讀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書。他說，讀“異見”書，“可以使自己瞿然一驚，然后以敵人的態度去觀察這本書的意見。結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見解不對，從此便更進一步；若自己攻破了書中的理論，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論敵的沖鋒，無形中也加強了自己的力量”。這就像習武者，必須經常找高手過招，多挨別人的拳腳，才能獲得更快的進步。
陳寅恪是史學大家，也是舉世公認的20世紀最博學的人之一。他把“讀書貴在質疑”的理念提升到另一層境界。在講授“晉至唐文化史”這門課時，陳寅恪告訴學生：本課程的學習方法，就是要看原書，獲取真實具體的史實，再經過認真細致、實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總之，讀書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的習慣。
讀原書、實事求是、獨立思考、自由精神，這是陳寅恪讀書、治學的方法，也是他一生為人的根本。把讀書、做學問與生命實踐融為一體，知行合一，無論環境多么險惡，依然至死無悔，陳寅恪先生堪稱讀書人的典范。
以上若干“讀書經”，是名家讀書經驗中的一小部分。然而，無論多么獨特或美妙的讀書法，最終都取決于讀書的“人”。1925年，魯迅應《京報》副刊征求十本“青年必讀書”的征文，發表了后來引發爭論的一個言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隨后，周作人也發表了《古書可讀否的問題》一文。周作人認為古書“絕對的可讀”，只要讀的人是“通”的。他說：“讀思想的書如聽訟，要讀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讀文藝的書如喝酒，要讀者去辨別味道的清濁：這責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沒有這樣判分事理辨別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顛倒清濁混淆，那么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識趣味都有欠缺，還沒有‘通’，不是書的不好。”反之，倘若是“未通”的人，即便讓他去讀什么新書，也會弄糊涂。所以，周作人主張：“我們第一要緊是把自己弄‘通’，隨后什么書都可以讀，不但不會上它的當，還可以隨處得到益處。”讀了上百篇民國名家關于讀書的文字，周作人這幾句話，是我最欣賞的。尤其在當下，每看到有人主張這個不許讀，那個不能碰，我就忍不住想起這番話，并深深嘆息。
（作者：王木春 系福建省漳州市東山一中語文教師，出版《先生當年——教育的陳年舊事》《過去的課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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