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錢旭紅院士的書《改變思維》。他在談讀書求知時強調知識要轉化為真正的見識和能力，一定要有創造性思維，獨立思考。他說，在科學啟蒙時代，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今天，知識爆炸式增長，獲得知識容易得多，獲取的渠道也日益豐富，伴隨而來的卻是好多人迷失在知識里，特別是迷失在網絡展現的知識里。知識雖是文明傳授的載體，但不是根本，更不是全部，超越知識本身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心態才是真正的核心。因而可以說，思維和精神才是力量。人要在讀書求學中有效地拔尖成才， 一定要勇于質疑，敢于提問，養成創造性思維。
以色列人口幾百萬，猶太人被稱為“智慧的民族”，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富于批判性思維，在讀書求知中勇于獨立思考，馳騁奇思異想。前些年，有位專家應邀出席以色列駐華大使的晚宴，席間，大使說到當年以色列總統西蒙·佩雷斯的母親，在佩雷斯小的時候，每天會在他放學回家后問兩個問題：“有沒有提一個老師回答不上來的問題”，“有沒有做一件讓老師印象很深的有創意的事”。這位專家說：“我的孩子放學回家，我問他們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這里反映著兩種不同的教育思想：一個鼓勵孩子大膽探索，培養質疑精神；一個則是要求孩子聽話，陳陳相因，墨守成規。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超過20%的中國大學生從未在課堂上提問或參加討論。這表明，我國學生很多是被動接受教育，把書本上和教師的話當作金科玉律，缺乏獨立思考。對此，錢學森曾留下“錢學森之問”：我們學校為什么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教育重灌輸，缺乏對質疑精神的倡導和培養，恐怕是個重要原因。
古人早就說過：“疑者，覺悟之機也”，“學貴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因為，不是消極的接受，而是積極的審視，能夠從中發現問題，方有助于培養創造性思維。宋代理學家張戴曾打比喻說：“譬之行道，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生，則何嘗有疑！”就是說，要成功地更好地進入“南山”，不能安然接受現成的看法，而需思考“路”之來龍去脈，弄清其中之疑，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正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按愛因斯坦的說法，提出一個問題是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宋代另一位哲學家陸象山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到此方是長進”，“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
為學要“疑”，要能由此及彼地生發開去，自然首先是要“學”，不勤學苦讀，不入書海，不登書山，根本就無從“疑”起。然而，決不可死讀書、讀書死、讀死書，而必須帶著腦袋讀書。這首先因為讀書是為了用書，要學以致用。有一個英國人，叫亞克敦，嗜書如命，書房里藏有7 萬卷圖書，他一生都用在讀書，可并沒有給后世留下任何生發與創造。“他就像戈壁的沙漠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但清泉卻不能噴到地面上。”日本人鶴見佑輔就此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徒然的篤學》。魯迅于1928年將它譯成了中文。這種“徒然的篤學”，就是讀書不帶腦袋的一種。
還有，書的內容受著歷史、認識、水平等各種條件的限制，并非都是盡善盡美的，讀書不宜囫圇吞棗，照單全收。孟子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他正是在努力讀書學習中，既重視前人學說，又不拘于前人的學說，把孔子“仁”的觀念發展為“仁政”學說。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培根，也說過“不可盡信書上所言”的話，據此他不囿于當時的經典哲學，創造了新論，成為英國唯物主義和實驗科學的先驅。這種“學貴有疑”的精神，是一切大學者所共有的。哥白尼有疑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始創太陽系學說。愛因斯坦有疑于前人的絕對時空觀，始有相對論產生。可以說，任何一個在學術上有價值的造詣，莫不是疑前人之所不疑而有所發現發明的。
由此可見，讀書學習決不可止于單純知識的接受，而必須伴之以獨立思考。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一定要把學與思結合起來。這就是說，讀書一定要帶著腦袋。造就創新能力的人才，如錢旭紅院士所說，一定要大力弘揚創造性思維。杰出人才不是用單純的知識灌注所能造就的，而是要培養其具有敢思敢想的品質，勇于疑前人所不疑，具有創新思維。（江曾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