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日本經濟是怎么崩的？

很多人把原因歸結為：1985年，美國強迫日本簽署的《廣場協議》。

是《廣場協議》讓日元在短期內急速升值，重創了日本出口制造業；讓東洋國被迫脫實向虛，大玩泡沫經濟，最終走向了毀滅。

所以，這一切都是美國人的陰謀。

但站在2021的今天，當大量《廣場協議》前后的史料被披露出來，我們才發現：真相，沒那么簡單。

偉大的哲學家R曾說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小雞,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小雞。

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巨變，外因只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本。

放到“1990年代，日本經濟崩盤”這件事上，《廣場協議》只能算是一個外因，日本經濟本身就存在的問題，才是巨變的根本（內因）。

那么，《廣場協議》前后，日本經濟到底存在著什么問題？

這個問題又是如何被《廣場協議》所激發，進而引發日本經濟天崩地裂的？

一切都要從一場美元加息開始。

 

 

1

正如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所講：從1981年開始，美國為了壓制國內高達10%以上的高通脹，連續五次提升基準利率，從5%一路拉升到15%，以極其激進的貨幣通縮政策，回收市場上濫發的美元。

一番操作猛如虎下，美國通脹果然被壓制住了：1981年通脹率還高達10.33%；1982年就降到了6%，1983年更滑落至3%。

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美國通脹是好轉了，國內制造業就麻煩了。

由于利率大漲，美國國內的國債、存款、基金等投資品收益率，一路飆升；這就吸引了大量海外美元回流本土，導致美元在國際上強烈升值：

1981-1984年，美元對日元升值25%，對馬克升值57%。

美元升值，給美國制造業帶來了慘重的災難。

一方面，美國制造業出口競爭力暴跌，這也很好理解：美元升值了，全球人民就要拿出更多錢，來購買美國貨。

1980年，東京的小泉先生，只需要2100日元，就能買到一臺美國高檔電器；到了1985年2月份，小泉需要支付2600日元，才能買到。

要是你是小泉先生，你會怎么辦？我想大部分人，肯定會放棄美國貨，選擇更便宜的德國貨，日本貨。

這就造成了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市場的份額，是一落千丈。

另一方面，由于美元升值，美國國內進口的日貨、德貨更便宜了。

1981年一輛價值2萬美元的豐田橋車，1984年只需要只需要1.5萬美元，就能拿到手，還贈3年養護；這就導致即使是美國人民，也不愿意購買美貨了，紛紛改選質優價廉的日貨。

正所謂，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在美國制造業大衰退的同時，日本制造業正在異軍突起，靠著美元升值（日元貶值）的契機，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打得美國制造業是潰不成軍。

 

2

以當時的一家美國傳統挖掘機巨頭-卡特皮勒為例：

1980年，這家企業的全球銷售額，還高達33億美元；僅僅3年之后，就跌到了17億美元，幾乎腰斬。

而卡特皮勒的市場份額，大部分都被日企搶走了。

這讓卡特皮勒的董事長摩根.李感到憤怒難忍，他曾經公開對媒體說：如果美元貶值20%，我相信卡特皮勒的挖掘機，可以重新‘推倒’東京。

正好，摩根.李是‘全美商業圓桌會議’的大佬之一，于是他就帶著一幫和他有相同境遇的制造業老板，到國會進行游說。

一番利益交換和政治博弈下來，美國國會最終達成一致：將日本列為“不公正貿易國”，逼迫日元對美元升值，以增強美國制造業的出口競爭力。

接下來，就是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劇情了：

美國威逼利誘，日本半推半就，雙方于1985年9月22日，聯合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簽署了《五國財長關于干預美元匯率的聯合聲明》，承諾：在1985年9月23日開始的6周內，日元對美元升值10-12%。

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廣場協議》。

而之所以說簽署《廣場協議》，日本是半推半就，是因為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及財政金融部長竹下登，有自己的小算盤。

他們覺得日元對美元升值10-12%，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一方面，迎合美國的需求，可以在國內打造自己的親美派人設，有利于自己的官位永固，美國是日本的太上皇嘛。

另一方面：日元對美元升值10-12%，雖然打擊了日本出口競爭力，但同樣也可以減少原油等能源產品的進口成本，有必有弊。

既為國家考慮了，又鞏固了自己的官位，公私兼顧，完美！

但中曾根、竹下登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快教他們做人了。

淺薄的中曾根、竹下登，對金融的理解近乎愚昧，他們不明白：日元升值，不是你想升值就升值；想停下來，就停下來。

 

 

3

《廣場協議》原本計劃：英美法德日五國，在6周內，聯合拋售180億美元綠幣，購買日元；達到讓日元對美元，升值10-12%的目標。

但事實上，五國只用了一周，拋售了108億美元，就圓滿完成了任務。

原因既在情理之中，卻也在意料之外：

說是情理之中，是因為美元經過5年強勢升值，在《廣場協議》簽訂時，已處于高估位置；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市場，推動美元貶值，是符合市場規律的。

說是意料之外，是因為五國政府沒想到全球私人資本和投機熱錢的力量如此之強大，原本設想五國政府引領，私人資本跟進，6周才有鞥能完成目標，但結果是：1周就加速完成了。

這就意味著，1985年，全球私人資本和投機熱錢，已經成長為比政府更強大的市場主導力量，在全球貨幣匯率這件事上，五國政府投入的102億美元，相比于投機熱錢的數千億規模，只能算是毛毛雨。

而當投機熱錢，在日元升值這件事上，賺到第一桶金時，他們的貪婪是不會停下來的：

比如你在1985年9月23日拋售1億美元綠幣，兌換到250億日元（當時的日元美元匯率為250：1），1周后日元美元匯率升值到225：1，你的250億日元就價值1.11億美元了，一周躺賺1100萬美元，是你，你會停下來嗎？

于是，在日元完成對美元的升值目標后，投機熱錢，仍在瘋狂做多日元，拋售美元。

日元升得越快，它們賺得越多；貪婪的魔盒被打開，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哪怕你貴為首相。

 

4

于是，在全球熱錢的瘋狂投機下，日元升值節奏完全失控了，本應該在10年，乃至更長時間內完成的升值，被加速到3年，就超額完成了。

《廣場協議》后，日元幣值繼續飆升：

1986年，日元對美元升值25%；

1987年，再升值26.5%；

1988年，又升了4%。

1985年9月-1988年12月，日元累計對美元升值93%，幾乎翻了一倍。

面對如此瘋狂的升值節奏，日本制造業，徹底懵了：

1985年，價格為200美元的日本電視，由于日元升值，1988年年末，出口價格就高達400美元了，日貨還有個毛的競爭力呀。

這導致：1986年，日本出口總額暴跌了16%；1987年，又跌了6%。

出口企業，是一篇哀鴻。

不過呢，日本人就是軸，在日元升值的頭幾年，還是堅守制造業：我失去的，一定可以重新拿回來；你不是升值嘛，那我就拼命壓縮成本，讓出口價格保持不變。

結果，在1985后，日本制造企業，出現了各種奇葩的省錢小技巧：

例如，一家工廠，即使是機床切割金屬，用的潤滑廢液，也要回收再利用；

再如，當時很多日本企業的新年賀卡，都是從中國香港，直接郵寄到員工家中的；因為中國香港的國際郵寄費用，比日本國內郵政便宜。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饒是如此，日本出口制造業，在堅持了幾年后，還是徹底崩了。

 

 

5

崩的原因很簡單：在日元升值1倍面前，什么技術、工藝或者勤奮，都是徒勞的。

更可怕的是：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制造業，特別是中低端出口制造業，開始慢慢起來了；在日元升值1倍時，不僅與日本制造業爭奪全球市場，就連日本國內市場，也在被蠶食。

當時，1塊日本產的石英表價值40美元，中國制造的卻只需要1美元；盡管中國產的質量稍微差點，但如此大的價格差，要是你，你選擇哪個？

在美國前面圍堵，東南亞、中國大陸后邊追趕的大背景下，日本的中端、低端制造企業，無奈走向了兩個結局：

一，大型日本制造企業，干脆把把生產線搬向東南亞和中國大陸；這些區域的人工成本更低，不受日元升值影響，日本企業還可以賺到比國內更多的利潤。

日本大型制造企業和跨國資本的這些舉動，間接促進了亞洲四小虎的崛起，以及更大一條巨龍的飛升，這個歷史蝴蝶效應，我們將在下期的《從天堂到地獄，亞洲四小虎列傳》中，詳細開講。

二，中小微企業呢？它們沒有能力把生產線搬向海外，干脆把廠子關了或停了，拿著錢，加入了炒股、炒房的大軍。

這些中小微企業，也真是幸運，它們剛想瞌睡，日本政府就送來了枕頭：降低銀行借款利率。

 

6

話說，由于日元升值導致制造業大蕭條，日本政府心里很著急。

情急之下，他們想出了“降低銀行借款利率”，消減企業融資成本的餿主意。

1986年1月-1987年7月期間，日本連續五次降低基準利率，從5%拉低至2.5%。

想救火是好事，但提著油桶救火，就是你們的不對了。

事實上，《廣場協議》后的日本制造業，缺得不是資金，而是市場；如果日本政府能夠控制住日元不過快升值，日本出口制造業，或許還是多活上幾年。

當然了，日本政府不是沒有為控制日元升值，努力過；在《廣場協議》后的半年，竹下登財政部長，就覺得不對勁，日元升值太猛了，必須要干預。

但想要干預，必須要拉著英美法德，以及華爾街們一起干。

結果，美國總統里根回答很干脆：美元應該進一步貶值，日元再忍耐一下。

華爾街們更絕：日元升值，讓我們賺得正爽呢，你讓我們停下了？臣妾做不到呀。

就這樣，日元一直拖到1989年，才停止升值，黃花菜都涼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以及中國大陸的先后崛起，日元即使不升值，日本的中、低端制造業，也是保不住的。

日本這時候，更應該做的，是放棄“出口制造業立國”的舊思維，尋找新出路：一方面，制造業升級，擴張其高端制造業規模；另一方面，抓住IT互聯網革命的機遇，創造出新產業來，取代中低端制造。

可，日本路徑依賴太嚴重，不愿意冒險轉型，只想躺在舒適區里瘋狂內卷。

當時的日本政府呢，缺乏全球制造業格局變化的寬闊視野，對IT互聯網革命，敏感性極低，對現代金融的理解，介乎于無知。

于是，在生產過剩、資本過剩的狀況下，仍然做出了降低利率，瘋狂放水的舉動來。

 

7

中小企業主一看，這么低的銀行貸款利率，正好用來上杠桿，炒房炒股呀。

于是，在中小企業主的第一波炒作下，全民跟進，華爾街的海外熱錢也推波助瀾，東京地價開始飆升：

1987年一年，東京地價就暴漲了65.3%。

1990年，東京公寓的價格，已經超出這個城市平均年薪的20倍。

日本股市同理：

1987年10月，日經平均股價為2.66萬日元；1989年末期，平均股價就飆升到了3.89萬日元；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漲了50%。

到達1990年前后：

日本上市企業的總市值，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全球股市的45%；

地價更夸張，領土面積只有美國4%的日本，地價總和卻達到了美國的4倍。

這種夸張的程度，你說它沒有泡沫，那真是有鬼了。

但當時大部分的日本人不信邪，他們對提醒房價、股價有泡沫的少數人，大加撻伐，嘲笑少數理性派是：堅持地心說的老古董。

他們說：東京房價沒有地心引力；日本創造出了經濟發展的新范式。

他們還說：日本超越美國，指日可待，21世紀必將屬于東洋人。

在五光十色的大泡泡面前，日本全民失智了，只覺得泡泡好看，忘記了泡沫最終都要破滅的。

 

 

8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當日本人沉醉在美麗的泡泡中，不可自拔時；華爾街們卻是清醒的。

他們一想：好家伙，你日本GDP不到我們美國的70%，股市卻膨脹到了美國的1.5倍，這不是泡沫，是什么？趕緊溜吧。

于是，華爾街們拋掉了自己手中的股票，高位套現走人。

接著是日本政府內部的少數精英也清醒了過來，他們覺察到國內銀行把巨額資金貸給炒股、炒樓者，風險很大；一旦房市、股市出現風吹草動，日本銀行很有可能出現大量收不回的爛賬，進而引發破產。

這時候，日本政府的騷操作又來了，他們不懂得“重病不能用猛藥”的道理，須知：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嘛。

但日本政府卻用了萬歲沖鋒的武士道精神，來對待股市、房市的大泡沫。

1989年5月，日本將基準利率從2.5%，提高到了3.25%；

10月，加到3.75%；

12月，4.25%。

1990年，拉到了最高的6%。

1990年3月，日本財金融部開始嚴格限制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

海外資金潛逃，日本銀行又緊急收縮貸款；房市、股市突然就沒有新鮮的韭菜接盤了，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崩盤時刻到了：

1989年12月-到1990年10月，日經股指從3.9萬點高位，急速跌到了2萬點，跌幅49%。

進入1991-1992年，日經股指還是跌，到1992年8月18日，跌至1.4萬點，和1985年一個水平。

與此同時，房價也沒好到哪里去。

1991年開始下跌，一直跌倒了2005年，才穩住下滑態勢，日本全國城鎮房家、地價一共下跌了75%；同樣的，價格也會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這真是，辛辛苦苦十來年，一夜重回解放前。

 

9

股價、房價雙暴跌，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日本銀行體系的崩盤。

由于日本貸到股市、房市的巨額資金，被套牢，無法收回；銀行本身的資金鏈斷裂，紛紛宣布破產重組；日本整個銀行體系，面臨總崩盤的風險。

為了救助這些銀行，日本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992-2005年，日本采用“存款零利息”的方法，把日本家庭本應該得到的2830萬億日元儲蓄利息，轉交給了擁有大量爛賬的銀行，幫他們度過危機。

經過這番刮骨療毒，日本銀行避免了總崩盤，但代價是日本的消費需求崩了：2830萬億日元的利息，本應該支付給日本家庭，讓他們去消費。

更嚴重的是：經過1985-1992年的房價畸形上漲，日本的年輕人口也崩了，大量年輕人在天價房面前，被刺傷了尊嚴，從此變得一蹶不振；談戀愛都不想了，更何況生育呢？

這致使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在1984年之前，還呈現緩慢增長趨勢；1985年之后，就是一路暴跌：

1985年，總和人口生育率為1.76%；等到房價恢復正常的2005年，數據已經跌到1.26%；想要補救，為時已晚。

年輕人口是一個國家的未來；沒有人，還談什么超越美國呢

沉迷于動漫的日本宅青年

 

10

消費崩了、年輕人口崩了，再加上我們前面說的實體制造崩了。

日本經濟最重要的三大因素都崩了，那么它從此陷入失去的30年，是再正常不過了。

而從《廣場協議》到日元升值、實體制造崩盤；再到日本經濟脫實向虛，大玩泡沫經濟；最終引發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的演繹邏輯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①《廣場協議》只是日本經濟失去30年的外因，日本經濟自身的問題，才是內因。

②這些內因包括，日本長期以來過于依賴“出口制造業”，并對出口制造業形成了路徑依賴；以至于在美國前面圍堵，東南亞、中國大陸制造業后邊追趕的情況下，依然一根筋的固守，想要靠壓縮成本，把失去的拿回來。

結果是，歷史滾滾大潮面前，日本非但沒有留住中、低端制造業，還錯失了把精力、資本、政策，聚焦到IT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培養上；產業升級相當失敗，徹底失去了和美國一較高下的潛力。

③這些內因還包括，日本的官僚階層，特別是最高決策的精英們，視野狹隘，傲慢不化；面對全球制造業遷移的大潮，以及IT互聯網革命的崛起，缺乏起碼的敏感，坐看世界風云變幻，他們只想躺在舒適區里養老。

從日本高層針對日元升值、經濟泡沫，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來看；日本官僚階層的知識面，整體是落后的，他們對金融的認識水平，已經遠遠落后于當時全球金融發展的實際。

不是霓虹過度發展金融，害了日本；而是日本，根本沒搞懂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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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導致日本經濟1990年代破裂的內因還有很多，如不注意培養內需問題，日本企業體制僵化問題等等，這里有時間我們單獨開一篇詳細講述。

總之，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最大的問題，是他們自己。

是日本的整個經濟體制、企業結構、官僚統治水平，甚至殘存的封建武士道文化，不適合互聯網時代的全球生產方式了。

日本想要重新崛起，需要的不是在現有基礎的縫縫補補，而是打破舊系統的一場社會革命。

這就十分考驗日本人的智慧和勇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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