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基于公開資料撰寫，僅作為信息交流之用，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一個宏觀的資源和利益分配格局必然導向微觀的資源最優化和效率最優化。從金融資本角度，本質上是把核心國優勢產業的“比較優勢”制度化為長期的“絕對優勢”，以確保ROE的絕對水平和長期穩定性。
可以看到，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公司創業、科技創新、商業形態乃至管理思想均來自于這樣的頂層設計。
商業模式創新是人類思想和技術合流的產物。接過東印度公司的衣缽，從設計殖民收稅這樣的頂級商業模型出發，跨國公司建立起從模式到產品的經營壁壘乃至壟斷，并在全球化分工和產業革命的大潮中不斷打磨、持續迭代進化。
這種壁壘和壟斷，在工業時代最終表現為生產信仰消費類產品，在網絡信息時代則誕生了超越國界的數字帝國。
01
信仰消費：
蘋果、可口可樂、迪士尼、星巴克、耐克…
信仰消費的要義在于：
1）掌控產業價值鏈中心，輕資產特許經營模式進行全球化擴張。
2）基于西方文化母體設計文化符號，通過信仰綁定、塑造消費者的品牌心智（mindshare），從而完成信仰供奉與流量收割。
文化符號最大的價值，在于植入群體共識、占領心智，賦予商品溢價（定價權），賺取超額利潤，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變現。
蘋果的產品，從來都不僅僅是一件消費電子產品，更是一種宗教信仰。對蘋果迷來說，喬幫主不僅僅是一位超級網紅，更是耶穌在世。在喬幫主之后，馬斯克大有超越之勢。
為了打造品牌資產，可口可樂一手策劃了紅白商標和圣誕老人形象。在獲取古希臘精神偉力方面，星巴克和耐克走到了一起：星巴克的LOGO使用了希臘神話中的女海妖，耐克的名稱源自希臘神話中的勝利女神尼克。
在電影《大創業家》里克羅克對麥當勞兄弟說：“我看見麥當勞金色的拱門，跟看見教堂上面的十字架和法院上方飄揚的美國國旗的感受是一樣的。”
品牌的底層是文化，產品的高度只是技術的高度，而不是產業的高度。文化的高度，才是產業的最終高度。
為什么長期以來歐洲奢侈品品牌商對上游代工企業擁有利潤優勢和估值優勢？為什么歐美的超級品牌可以建立超高的定倍率和產品溢價？因為真正的品牌勢能來自于占據意識形態制高點，是強勢文化輸出的必然結果，恰恰構成了巴菲特鐘愛的品牌護城河的基石。
圖：品牌的力量，Nike和Adidas在中國區毛利和利潤率，遠遠超過其他地區。
02
數字帝國：
高通、微軟、亞馬遜、谷歌…
農業時代的阿拉伯帝國，透過對歐亞大陸關鍵節點的控制從而獲得征稅權，工業時代的標準石油公司，通過托拉斯控制資源生產和銷售渠道建立壟斷征稅權。
信息時代的巨擘，則通過科技構建并掌控虛擬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交互入口，來打造數字時代全球征稅的商業模型（數字征稅權）。
蘋果是信仰消費和萬稅帝國的集大成者，App Store的抽成是虛擬世界的什一稅。同樣，亞馬遜的終極野心是，向所有網絡活動“收稅”。
站在整個信息鏈的頂端，數字帝國掌控核心生產資料（數據），借助網絡效應實現零邊際成本擴張，顛覆了物理世界的分配鏈條。這是人類商業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2017 年，在市值前10名的公司中有5個都是科技公司。
2020年，FAAMNG合計市值達到7.1萬億美元，占美股市值比例接近23%，超過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頂點水平。
數字帝國的要義在于：底層芯片+中層操作系統及軟件+上層互聯網應用。
高通、微軟、亞馬遜和谷歌分別對應著基建入口、系統入口、消費入口和信息分發入口。通過建立“進口原材料和低端工業品→出口高端設備和工業品以及軟件及互聯網服務” 的循環，來建立和美元一樣的全球霸權和統治。
此鏈條的關鍵是：重大創新只能在美國發生，必須由美國精英創造。同時，將中低端消費品和工業品的制造加工外包。任何危害到上述鏈條的公司，美國會不遺余力的進行打壓，從常規的市場競爭手段到動用政府力量和非常段，前有日本的半導體行業、法國的阿爾斯通，后有中國的華為、TikTok。
然而，靠技術實現的壟斷難以永恒。數字經濟的網絡效應、規模效應及非競爭性等特征，使得數字帝國本身具有壟斷性和易被顛覆的相互矛盾的雙重特征。
同時，將制造加工外包，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本土的產業空心化、生產能力塌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