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經濟學》是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最新著作。兩位經濟學家寫作這本書的初衷是：當他們看到不平等問題在全球各地愈演愈烈，環境災害和全球政策災難迫在眉睫，他們希望有一本書能夠幫助大家保持希望，找出問題，并探討如何讓世界重回正軌。
這是一本寫給大眾的“經濟學讀物”，盡管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手，但全書只有兩個簡單的圖表，完全沒有復雜的公式和抽象的定律，全然不似想象中的經濟學著作那般晦澀難懂。實際上，第一章讀完，便能感覺到兩位經濟學家既不高高在上，也不急于說教。他們無奈又心酸地面對一個事實：“大眾不信任經濟學家。”
如何讓經濟學家重獲信任呢？既然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是“讓人類更幸福”，那么首先要回答的問題便是：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是獲得認可，是被需要、被尊重，它是有情感、有溫度的。幸福并不僅僅是工資的漲幅和存款的金額。那么因此，經濟學也不應該只是冷冰冰的公式、數字、定律，更不應該是高高在上的審視、脫離現實的假定。它也應該是復雜的、流動的、有溫度的。
以此為原點，兩位經濟學家探討了對當今世界格局產生關鍵影響的一系列核心議題：移民和全球貿易會導致失業率上升嗎？民粹主義和種族歧視為何大行其道？怎樣的社會福利計劃和經濟政策才真正有效？
要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跳脫出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思考框架，因為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往往構架在一系列的假設前提之上，正如以下這段描述中所說：“經濟學假想了一個活力不可抑制的世界：人們總是有靈感，隨心所欲換工作，從制造機器轉向制作音樂，想辭職就辭職，然后決定環游世界。新企業不斷誕生、崛起、失敗、消亡，由更時髦、更卓越的創意取而代之。生產力在斷斷續續的跳躍中增長，國家變得更富有。曼徹斯特工廠生產的產品轉移到孟買的工廠，然后轉移到緬甸的工廠，也許有一天會轉移到蒙巴薩或摩加迪沙的工廠。曼徹斯特以‘數字曼徹斯特’的形象獲得重生，孟買將其工廠改造成高檔住宅和購物中心，在那里，從事金融行業的人會花掉他們新賺來的豐厚薪資。機遇無處不在，時刻等待著需要它們的人去發現和抓住。”
可惜，這并不是現實。現實的情況遠比存在于經濟學理論中的“假想世界”復雜得多，假設并不一定總是成立，定理并不一定總會奏效，總會有問題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而導致問題產生的原因常常又因為過于細微而難以被察覺。最終的結果便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這本書的意義就在于，它點出了這些“細微而難以被察覺”的原因，戳穿了許多看起來貌似很有道理的“普遍觀念”，從而揭開了被表面現象所掩蓋的真相，即：導致移民問題、貿易摩擦、種族歧視等各類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以下兩個例子，便很好地展現了作者是如何跳出純理論框架，從更為現實的角度去進行研究和思考：
經濟學中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基礎理論：供給—需求理論。特朗普聲稱美國已經“滿員”，墨西哥移民會“偷走”美國人的工作，正是基于經典的供需理論：“世界上到處都是窮人，如果他們能想方設法去到一個條件更好的地方（任何地方），當然就能夠賺到更多的錢。因此，不論他們原本在哪里，哪怕只有一半的機會，他們也肯定會選擇離開，來到我們的國家，從而拉低我們的工資水平，讓大部分原本生活在這里的人變得更加窮困。”
然而，作者指出，這個推理邏輯簡單、具有迷惑性，同時也是錯誤的。實際情況是，移民似乎改善了自身和包括本地居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處境。這和勞動力市場的特殊性有很大關系，但與關于供需關系的標準說法呈弱相關。政客們當然明白這一點，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繼續拿移民問題大做文章，夸大其詞，煽動民眾對移民的恐慌；公眾也許不明白這一點，但悲哀的是即便當他們已經了解到這個推理的破綻所在，卻仍然頑固不化：真相無法勸說他們改變自己的看法。只是單純地思考移民問題就已經讓人變得狹隘，就連事實擺在眼前也沒辦法阻止他們對移民抱有偏見。
兩位作者抽絲剝繭，詳細闡述了供需理論為何不適用于移民問題。原因包括人際關系、家庭紐帶、獲取信息的難易程度、風險與不確定性等等。當我們將審視的目光從經濟學中的“理性人”轉移到存在于真實世界的“社會人”身上時，便會發現，理論中會因為更高的收入而移民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因為一聲嬰兒的啼哭而甘愿與家人一起留在家鄉挨餓。
與之類似，經典的偏好理論告訴我們：偏好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是連貫、穩定的。人們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具有一致性的，而不是一系列隨機的奇思怪想的集合。這也就是說，覺得香蕉比蘋果好吃的人會一直喜歡香蕉，不會一覺醒來覺得蘋果比香蕉更好。乍一看，這段關于標準偏好的描述似乎沒有任何問題。那么在現實中，情況也確實如此嗎？
并不一定。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在瀏覽社交媒體或者觀看直播時，是否有過這種情況：本來沒什么想買的，只是隨便看看，誰知一路看下來，覺得這個很好，那個很心動，全部都想要……這是喜歡？想要？還是需要？而若我們將目光從個人擴展到整個社會，那么充分了解偏好究竟從何而來，受何影響，便有了更加深刻的經濟學含義。作者寫道：“試圖理解人們為什么有這樣的觀點是值得的。特別是，如果不解決這些偏好代表了什么、從何而來的問題，就不可能思考我們在本書中將面臨的政策選擇。當我們討論經濟增長的極限、不平等的痛苦，或者環境保護的成本和收益時，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如何區分個人需要和愿望，以及整個社會應該如何重視這些欲望的問題。”
通過一系列深入探究，作者認為，關于偏好，更加符合現實的描述應該是：“人們表現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種人格有著不同的偏好。在特殊情況下，環境選擇了在一個特定情況下做出決定的人格。我們的信念，甚至是我們自認為的深層偏好，都是由環境決定的。在現實生活中，通常是我們的家人朋友，我們上的學校，我們的工作或娛樂，我們所屬的俱樂部，我們想要加入的俱樂部，所有這些造就了我們，決定了我們的偏好。”因此，經濟學家喜歡的“標準偏好”往往不存在，偏好會受到多種可變因素的影響。認識到這一點，便能夠更加清晰地理解為何民粹主義、種族歧視等各類偏見在當今社會依然大行其道：我們關于自身的信念，一部分是由我們的情感需求塑造出來的；當我們令自己失望時，會感覺很糟糕。我們在關于自身的信念上投放的情感價值，會扭曲我們關于他人的信念。
而與此同時，我們大多數人都喜歡認為自己是正派的人。比如說，我們不喜歡自認為是種族主義者，因此，如果我們對他人抱有負面看法，我們會傾向于通過指責他們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事實或事實核查似乎并沒有對人們的觀點產生多大影響，至少短期內確實如此，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大眾對于移民的態度。面對面的接觸可以減少偏見和歧視，然而現在階層固化，逆全球化興盛，跨越種族、國界、階層的面對面交流越來越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最開始的本能防御反應被一套精心構建的、看似強有力的論點所取代。基于這一點，我們開始覺得，任何與我們的觀點相左的意見，根據其“堅定”程度判斷，要么是暗示我們道德缺失，要么是質疑我們的智商。到了這個時候，原本的觀點之爭就會演變成暴力。
那么，要減少沖突，就要放棄糾正錯誤的觀點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不應該停止說出真相，但是用一種不按個人道德標準進行評定的方式來表達，會更加有效。運用涉及他人的評判之前，先肯定對方的價值觀，這樣可能會減少偏見。而且，這種策略在自尊尚未受到連續打擊時更有可能奏效。這強調了為什么我們需要社會政策，將援助之手伸向經濟活動幸存者之外的地方。對那些因為技術進步、貿易和其他破壞性因素而工作面臨威脅的人，要努力恢復他們的尊嚴。這些政策必須有效地抗衡自信心的喪失，老派的政府援助單靠自己是無法奏效的。”
讀至此處，你或許已然感受到兩位作者的脈脈溫情。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本書從始至終都體現著兩位作者對窮人發自真心的憐憫與關懷。政府援助往往將重點放在解決溫飽，但他們強調，對于貧困群體精神層面的關注，同樣不容忽視。當了解到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之后，這便不難理解了：阿比吉特和埃斯特獲得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因為他們為緩解全球貧困做出了突出貢獻。通過運用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他們得以超越經濟學發展中長久以來的紙上談兵和理論推演，轉而深入真實的社會環境之中，通過親身體驗去了解窮人的生活，以探索貧窮產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之上提出相應的解決之道。在本書中，作者也通過隨機控制實驗，探尋到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產生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說，導致問題產生的原因常常隱藏于細微末節之處。而解決好這些“小問題”，則恰恰是打開許多看似難解的困境的鑰匙。由此看來，所謂“好的經濟學”，意味著研究者需躬身入局，親自體察問題之所在，并以所感所學開出能切實解決問題的良方。
對于更為宏大的全球議題，作者也提出了旗幟鮮明的觀點。例如，反對移民、貿易摩擦等各種問題的本質實際上是經濟增長趨緩、分配不公，這些問題的出現只是表象和替罪羊。“唯經濟增長”政策，會損害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利益。而針對超高收入的高邊際所得稅率，是限制最高收入不平等現象激增的極其明智的做法。具體的改變有賴于政策的支持和落實，而很多政策都是站在好經濟學或壞經濟學的肩膀之上。
因此，經濟學家不應是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亦不應是政客的喉舌，只有真正懷有經世濟民之心，才有可能讓經濟學家重新獲得大眾的信任，讓經濟學再次偉大，讓所有人邁向一個更美好、更理智、更人道的世界。
《好的經濟學：破解全球發展難題的行動方案》
作者：[美]阿比吉特·班納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
譯者：張緣 蔣宗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作者：Abhijit V. Banerjee，Esther Duflo
出版社：Public Affai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