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0年銀行中報悉數發布，2020年上半年銀行表現揭曉。2020年前六個月，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1萬億元，同比下降9.4%，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近16個百分點。7月份時，銀監會提出，要銀行控制上半年利潤增速，從年報來看，銀行均謹遵“監”囑。

銀行要降低利潤增速？

銀監會的窗口指導背后，是監管部門的用心良苦：上半年經濟面臨各種意外變數，企業經營困難會讓很多貸款產生違約風險，所以上半年利潤不要太多反映，增幅盡量不超過兩位數，應該多計提撥備，把家底夯實，不良應核盡核。因此，2020年上半年，銀行利潤回撤背后，最大的變量是資產減值損失的大幅增加。

選取國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農商行的代表——工行、建行、興業、招行、北京銀行和青島農商行進行對比分析。2020年上半年，、六大行資產減值損失增幅均在20%以上，建行和青島農商行資產減值損失增幅高達50%。

不良計提的藝術

銀行是經營風險的特殊，因信用違約產生的資產減值損失是影響銀行利潤的重要支出，因貸款資產是銀行的主要資產，所以90%以上資產減值損失都是貸款減值準備。

資產減值損失的邏輯鏈條大致是：不良資產產生→銀行每年根據不良貸款余額按比例扣減部分利潤，俗稱“計提”（計入當期利潤表的“資產減值損失”項下）→每年實際計提的減值損失放入“資產減值準備”大池子（計入當期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減值準備項下的“本年計提”），作為資產惡化時利潤下跌的緩沖墊。

根據不良貸款余額按比例扣減，這一計提要求使得銀行有一定“自由裁量權”，兩個變量的判定既受硬性監管約束，也給銀行留有主觀空間，被動和主動之間的拿捏，往往成為銀行平滑利潤的“回春妙手”。

1、硬約束：兩個認定

銀行計提“資產減值損失”需要兩個認定，一是不良貸款規模，二是資產減值損失計提比率。

銀行不良貸款包括次級、可疑、損失三類，判定標準是即使借款人執行擔保也無法足額償還本息造成的損失，按照嚴重程度分為“可能會造成一定損失”、“肯定要造成較大損失”、“仍無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極少部分”，這種非量化表述有一定模糊空間，因此長期以來一直存在銀行逾期貸款率遠高于不良貸款率的“剪刀差”現象。2018年6月開始銀監會明確要求“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此前未納入不良實際存在違約風險的大量關注貸款也無處遁形。

減值損失計提比例有“紅線”。整體上，撥備覆蓋率監管為120%-150%，撥貸比監管為1.5%-2.5%。浮動空間取決于單家銀行“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的比例，納入比例高、對風險分類結果準確性高的銀行，可適度下調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

具體計提比例上，《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管理辦法》要求銀行應按季計提一般準備，不低于年末貸款余額的1%；關注類貸款計提比例為2%，次級類貸款計提比例為25%，可疑類貸款計提比例為50%，損失類貸款計提比例為100%。

不良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產減值損失規模。根據銀監會數據， 2019年我國銀行整體不良率為1.88%，各類銀行不良依次為農商行3.9%>城商行2.32%>股份行1.64%>國有行1.38%。但2017年前城商行的座次完全不同，如2016年，各類銀行不良依次為農商行2.5%>股份行1.74%>國有行1.68%>城商行1.48%，城商行不良率最低。

理論上來說，撥備覆蓋率應與不良率呈正向關系,即不良率高，撥備率也應該高。但據銀監會數據，撥備覆蓋率和不良率一度出現倒掛。如2017年前資產質量最好、不良率最低的城商行撥備覆蓋率最高，2015-2017年依次為221.3%、219.9%、214.5%。不良率最高的農商行不良撥備覆蓋率反而低， 2015年-2019年連續五年撥備覆蓋率依次為199.1%、164%、132.5%、128.2%， 2017年到2019年在四類銀行中最低。國有行和股份行不良率和撥備覆蓋率處于中間地帶。

2、軟操作：平滑利潤的藝術

不良率和資產減值損失倒掛背后，是撥備計提的主觀操作帶來的彈性。貸款減值損失并非當期實際發生的值，而是銀行本著審慎經營的態度，預先把損失考慮在利潤中，扣減后存放到貸款減值準備中，一旦真的產生損失，只要儲備資金足夠，不會影響當期利潤。

資產減值損失通過當期和長期兩條傳導途徑影響銀行利潤。當期：不良資產增加→計提減值損失增加→當期利潤率下滑；長期：累計資產減值準備增加→不良率好轉→后期減值損失計提減少→利潤率上升。

拋開硬性指標約束，各類銀行也很自覺，根據前文銀監會數據，除農商行撥備覆蓋率在2018、2019年處在監管紅線邊緣外，大部分銀行計提均在監管要求之上。且銀行在不良貸款和撥備覆蓋率認定有很大主觀空間，因此資產減值損失可以通過跨期騰挪，成為逆周期平滑利潤的軟手段。

跟戰略儲備糧食一樣，利潤率高時，可以多計提，增加減值準備的“糧倉”；利潤降低時，可以少計提，用減值準備中囤的“余糧”填補損失。

因此在坊間，新行長上任第一把火通常就是大量計提上年度不良貸款減值損失，不為前任背鍋，任期內減少計提，提高任內利潤率。在靈活計提、利潤平滑的藝術拿捏間，資產減值損失和不良率出現就很好理解了。

三組對比

繼續以工行、建行、興業、招行、北京銀行和青島農商行進行對比分析，按照不同類型進行對比分析，比較資產減值損失、不良率、ROE（資本利潤率）三者間關系，也會發現這三者間并不總是理論上的對應關系。

第一組：國有行。

工行和建行的三者關系及計提邏輯部分符合理論路徑。2015年和2016年，兩大行不良率均升高，資產減值損失逐年上升，ROE持續下跌。

2017年開始對應關系破滅，得益于前期加大計提，兩大行不良率開始下降，且連續兩年ROE持續下行，但兩大國有行沒有通過“虧年少計提”平滑利潤，資產減值損失力度明顯加大。究其根本，依然是監管之劍高懸頭頂，2016年，工行和建行撥備覆蓋率僅為136.7%和150.4%，處于監管要求的邊緣，不得不繼續加大減值損失計提，到2017年兩大行才基本達標，分別為154%和171.1%。

第二組：股份行。

興業和招行資產減值損失及計提邏輯部分符合理論路徑。2015-2016年，不良率上升，減值損失和占支出比上升，ROE下降。

2017年開始出現分化，2017-2019年，興業和招行不良率下降，但招行ROE持續上升，興業銀行ROE持續下滑。按照”盈年多存糧”的邏輯，招行減值損失保持穩定，撥備覆蓋率依次為262.1%、358.2%、426.8%，這是情理之中。

然而興業銀行卻沒有走“虧年少計提”的傳統路徑，在連續三年利潤率下降的情況下，2017年起資產減值損失反而出現暴增，連續三年，興業撥備覆蓋率依次為211.8%、207.3%、199.1%，遠超監管要求。答案可能只剩下最后一個，2016年，興業更換了行長。

第三組：城商行和農商行。

北京銀行和青島農商行不良率和資產質量處于兩個極端，前者不良率最低，后者不良率最高。但在減值損失計提上節奏同頻。

2015-2019年，北京銀行不良率持續上升，青農商不良率逐年降低但不良率但絕對值位于高位，兩大行減值損失計提持續增加，青農商ROE隨之持續下行，北京銀行ROE基本平穩。

因為兩行減值損失計提力度一直較大，2017年到2019年，北京銀行撥備覆蓋率達到265.6%和217.5%、224.7%，青島農商達到272.2%和290.1%、310%，在六大行中位居前列，資產減值損失安全墊基本到位，后期一定程度上可對沖資產惡化對利潤的沖擊，具備“虧年少計提”的前提。

尾聲

2020年8月，銀監會發布2020年上半年銀行業數據時提出，商業銀行利潤同比下降，但風險抵補能力較為充足。

這個“but”背后，呼應了銀監會7月喊話銀行利潤降速的良苦用心。經濟下行時，不良率上漲概率大大增加，銀監會建議提前增加不良計提，為未來不良發生時做好安全緩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窗口指導。雖然短期內財報不太漂亮，但是未雨綢繆、整體防風險的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