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謝蕓子 宋婉心
來源 | 36氪
讓互聯網大廠引以為傲的扁平化架構，推動著企業機器高效運轉，帶來了市場份額的急速擴張，副作用則是權力下放后，越來越多的大廠打工人，被困在了欲望的牢籠里。
在互聯網行業“混跡”了十余年，周揚2017年離開了以“快速輪崗制”著稱的搜索引擎公司。負責預算審批的他見慣了蠅營狗茍之事，“行業內幾百萬、幾千萬的貪腐”對周揚來說也不算什么大場面。
尤其是近幾年，隨著互聯網企業相繼進入業務調整期，“互聯網寒冬論”沸沸揚揚，降本增效成為聚焦點。大廠自曝的腐敗案件涉及人數之多、公開程度之高，較之以往，十分罕見。
據南方都市報《互聯網反腐反舞弊報告》，2021年，曝出舞弊案的互聯網公司共22家，涉及案例超過240起，同比增長153%；超過300名員工被開除或移送司法機關，較前一年翻倍。2022年，數字再次增長：涉案公司37家，受罰員工超400名。
36氪根據“南都數據新聞”發布的《互聯網反腐反舞弊調查報告》整理制圖
涉案金額之高也側面證實，財富向互聯網快速集中的過程中，對“權力變現”的渴望是如何讓人瘋狂的。
幾個典型的案例是，2020年，字節跳動餐飲專家的高某，三年間向兩家供應商索賄高達1024.7萬元；次年，前滴滴科技高級技術總監于某，也通過職務之便，在招標期間受賄797萬元。
2020至2022年，互聯網企業自曝的貪腐事件
36氪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
以周揚多年摸爬滾打的經驗來看，曝光出來的數百起案件足以讓外界瞠目結舌，但也只是整個生態的冰山一角。盡管大廠們否認群體性腐敗，互聯網行業卻已是積重難返。
年輕人被關進“欲望牢籠”
在互聯網行業，燒錢的內容業務向來是腐敗重災區，和影視產業掛鉤的視頻平臺尤甚。
2015年，前騰訊在線視頻部總經理劉春寧被捕，被指控操縱騰訊采購劇《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評級，并從中受賄143萬元。2021年，前騰訊視頻制片人張萌因涉嫌受賄被帶走調查。
巧合的是，劉春寧和張萌被帶走時，都不到40歲。
張萌出事時，更是剛剛摸到平步青云的門檻。此前一兩年，他頻繁出入頒獎典禮，2020年第三屆初心榜頒獎典禮上，他手握“杰出平臺型制片人”獎杯回憶起自己的“初心”——“2002年剛踏進中戲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想法，這輩子就要干影視行業了。”
說完這話的第二年，張萌被帶走調查。
事發時，他已加入騰訊7年。這7年里長視頻平臺高速建立起話語權，張萌抓住了進入行業的最佳時機，也一路順暢地加官晉爵。欲望蒙心的后果是，上行通道戛然而止，他面對的只剩一堵冰冷的高墻。
2023年1月，在騰訊發布的反舞弊通報中，張萌的調查情況位居首位——“利用職務便利，為外部公司謀取利益，并收取外部公司好處費……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過去十幾年，互聯網企業蒙眼狂奔式的擴張，為灰色手段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
周揚向36氪感嘆，在行業擴張期，當互聯網企業將有限的資源全部投入到無限的發展中時，過程中的很多隱患被忽略了。“預算的絕對值越大，腐敗就越多。”
生活在一個擴張的時代，人都可能被很多力量推著走。張萌和劉春寧都是典型的例子。很幸運，他們的職業上升期恰逢影視行業的擴張時代；不幸的是，外部力量最終將他們吞噬。
擴張來得快，消失得也快。
當市場迅速飽和，互聯網剎閘進行降本增效時，曾經乘勢而起的“35歲中層”，成為最先被公司拋棄的對象。由此帶來的對未來的極大不確定性，讓越來越多中層萌生出“早撈一筆是一筆”的心態。
“今天我再忠心耿耿，也有可能哪一天被你踹了。”周揚說出了互聯網中生代的心聲，“這些年工資漲幅不大，房價、物價又在蹭蹭上漲。”
“原來是55歲貪腐，這幾年35歲成為明顯的‘警戒線’。”一位近檢查院人士在和36氪交流時表示，包括互聯網在內的眾多行業，貪腐年輕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究其原因，一方面，互聯網的中堅力量集結了大量中青年；另一方面，行業短時間內掉頭向下的不確定性，正不斷重塑互聯網年輕人對金錢的態度。
如果說，以80后為代表的互聯網“老人”，對“吃拿卡要”往往表現得更隱蔽，周揚在創業后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完全不掩飾”，在要求“返點”“好處費”時表現得極為坦然和赤裸。
周揚和一些互聯網企業的合作項目動輒幾十萬、幾百萬，“但凡需要對方花錢，90后對接人會直接問，那你能給多少返點，不臉紅、很從容，似乎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有90后大廠運營人員告訴36氪，自己認識的同事，貪腐的原因是沉溺網絡博彩，欠下了大量的信用借貸。“只要博彩欠賬，賬單金額至少6位數起步。”
對于互聯網年輕一代在灰色地帶大膽游走這件事，制片人孟帆深有同感。
去年他拿著自己的短劇項目，四處尋求平臺合作。終于和某視頻平臺推進到擬定合同關頭，該平臺一名90后的運營人員伺機主動暗示：“給我些好處，我能給你一些合同之外的資源，比如首頁推廣位。”
孟帆的項目規模多在幾百萬元起，“一個小年輕”要求的“好處費”也達數萬元。但對于這樣的“開價”，他的第一想法竟是“可以接受”。
“只要有競標，就有油水，要想從人家（視頻平臺）那里拿項目的話，都得有點手段，要不然辦事都沒法辦。”孟帆感嘆。
前十年里互聯網大廠起高樓，把臺子搭得高大宏偉，年輕人趨之若鶩的盛景無需贅述。互聯網高臺上，扁平化、快速升遷、期權紅利等優越條件幫年輕人營造好了造富夢，但現實社會中的財富固化卻潑了他們一身冷水——上升通道依舊只屬于極少數人。
于是，在預期落差和動蕩環境的共同發酵下，年輕人一步步被關進欲望牢籠。
反腐困難重重
互聯網腐敗的“鍋”不能全都推給年輕人。
大廠憑借流量掌控及資本，迅速壟斷了資源與權力。話語權與供求關系的高度不平衡制造了尋租空間，以一種難以被察覺的獵物姿態，誘人陷入腐敗漩渦。
錢的流向引導著人們的欲望。前幾年大廠手拿鈔票爭搶進軍的直播賽道，便是很好的例證。
2020年時，直播帶貨競爭達到頂峰，在這個馬太效應極強的賽道，大大小小的商家都想擠進頭部主播直播間，但很顯然，坑位有限、成本極高。正是因此，不少商家打起了行賄平臺小二的主意。
一位頭部短視頻平臺內部人士告訴36氪，直播帶貨最火那陣，隔段時間就會收到公司反腐的郵件，公司一連開除了好幾個受賄的小二。
由于舉報過于頻繁，公司不得不主動展開內部自查。“重點審查的，是開銷較大但ROI不高的幾個帶貨行業，比如服飾和3C，都是2020年到2021年擴張最快的，也就查出了最多的受賄案件。”
作為“清水衙門”的技術人員，程序員李非然此前的職業生涯中，從未遇到貪腐事件，直到他跳槽到國內TOP2云計算廠商。
剛進入公司時，為了測試產品，李非然曾經手一個虛擬服務，本想借機與競標成功的供應商加強合作，但接下來故事的走向，超出他的預料。
推進項目的過程中，供應商一直推遲會議，工作對接也總是找借口搪塞。最夸張的是，這家供應商僅派遣過兩名在校生水平的技術人員來測試產品。
一切都讓李非然不解，“你不能說人家沒做服務，但是非常敷衍，最多完成了全部工作的2%。我后期看了報告，基本是杜撰的內容。”
多方打探后，背后勾當浮出水面。
“這個供應商和我的直屬VP有關聯，依靠‘裙帶關系’，這家公司得以競標成功，而雙方達成的交易，涉及金額高達850萬元。”李非然說道，“我們程序員吭哧吭哧敲代碼，一輩子也賺不到這么多錢。”
情緒很氣憤，但身體很誠實。李非然想到“鐵打的VP，流水的兵”，還是選擇了沉默。
他解釋，自己不舉報，一是因為沒有直接證據，二是為了不卷入到權力斗爭，也不想被扣上“把直屬領導送進監獄”的帽子。
腐敗深藏于水面之下，“舉報”自然是反腐最重要的切入口之一。
程欣是老一代采購人，她所在的互聯網公司算是“千團大戰”的勝利者。她告訴36氪，采購的貪腐被發現，90%都是因為內部分贓不均而相互舉報。
在她的介紹中，采購的貪腐大多有兩種行為：一為供應商的準入標準不統一、執行過程不透明；二則是在企業招標的過程中，采購人員有刻意的泄露數據的行為。這兩方面從數據上很難被發現，企業想要打擊采購的反腐，只能通過舉報的線索去回顧整個過程。
從監察程序來看，舉報是第一步，但舉報到立案調查之間，仍隔著道道鴻溝。真正能被調查的貪腐案件永遠只是冰山一角。
警校畢業后，朱喆去了一家互聯網小廠的監察部門工作。這家企業巔峰期共有3000名員工，配備了7名監察人員。他告訴36氪，部門每周都能接到員工舉報兩到三起，但被警察局立案的案件不超過10%。
“企業在發現員工貪腐后，會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在這一過程中，但凡證據存在一點瑕疵，法院都不予立案。一旦被駁回，就只能走周期更長的民事訴訟。”
朱喆說，“大部分內部舉報的內容很浮夸，說一個人受賄幾百萬，卻沒有任何證據，要么就是所謂的‘男盜女娼’，連權色交易都達不到的瑣事。”
理想情況下，相比內部舉報，供應商、競爭對手提供的信息可能更高效。至于現實中有沒有人愿意扮演正義檢舉的那一方，基于現有的行業生態，答案可能并不樂觀。
以頭部視頻平臺為例，大平臺聚集了行業九成的流量，產業鏈上缺乏話語權的小公司，只能給他們打工。加之行業整體供大于求，小團隊通過常規競爭手段來達到目標的門檻被無限拔高。
因此產生的一種行業現象是，不乏有從業者舉報或聲討資方及部分影視公司老板的案例，但基本沒人聲討互聯網平臺。
用制片人孟帆的話來說，就是“不敢，得罪平臺相當于把自己的路都堵死”“我們都是求著平臺去找項目”。
對于受賄的定義，也長期邊界模糊。孟帆觀察到，“企業監察部門、財務審計部門，對于員工小額的行受賄，一般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反腐過程像是一個漏斗，“舉報”到“立案”，九成的案件會被篩走，“立案”到“舉證”，又會有大比例的案件因舉證困難而得以逃脫。
互聯網“蛀蟲”現形記
2015年，老刑警嚴謹離開體制內，加入某互聯網大廠，“從0到1”構建起了監察部門的組織架構。
在嚴謹這一波專業人士加入前，互聯網的監察人員主要來自傳統行業的財務審計，或是法務崗位，不具備有效打擊貪腐的資源、刑偵知識與理論基礎。
擁有10年刑偵經驗的嚴謹，針對“舉證”這一環節的難點，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論。
他向36氪舉例，現金流最大的項目組或是部門是篩查重點。“如果老板直接下達指令，某大區要率先實現盈利，監察的工作重點就會集中在這一大區。層層篩選后，從面到點，最終落到幾個人頭上。”
為了搜集嫌疑人員的證據，嚴謹會偽裝成供應商或是合作方的身份私下接觸，慢慢套話，收集證據。
在企業的敏感部門或是業務線，嚴謹也會安插一些值得托付的“線人”。一個人值不值得信賴、思路清不清晰、能否成為他的“線人”，“通過氣場就能感覺出來”。
鑒別有效證據、梳理關鍵的證據鏈條，是有公安或檢察院背景的工作人員不可替代的優勢，但由于不可抗力，這樣的“取證環節”正在變得越來越困難。
一家全球知名的互聯網大廠，2020年在打擊腐敗的過程中，利用了技術手段獲取了員工的IP地址，侵犯了個人隱私，在海外掀起軒然大波，成為知名的公關事件。
由此引發的連鎖效應是，部分互聯網大廠打擊貪腐的力度大大降低，同時也在自查以往的反貪過程中是否出現了違法現象。
36氪得到的消息是，這家互聯網大廠在國內的監察部門已經拆散，不再做刑事案件的打擊。
盡管互聯網反腐遭受波瀾，但從大環境看，籬笆實際上是越扎越緊。
據2021年3月1日起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最高刑，從原來的15年有期徒刑提高到無期徒刑。入罪門檻也發生了變化，自2022年5月15日起，非國家公職人員的入罪標準與受賄罪一致，統一規定為3萬元。
大大小小的貪腐員工見了不少，嚴謹也有過“不忍心”的情況。有人被抓后談及貪腐的原因，是“孩子上學著急買學區房、父母生病急需用錢”。
嚴謹認為，企業打擊貪腐是要講究“法理情”。如果員工真有困難，合乎情理的企業會盡可能去幫忙，勞苦功高的，出獄后也會得到相應的保障。
但人心是一個無底洞。“你不能要買別墅我也同情你，孩子也不是非要上重點學校。”
有人生活所迫，也有人占盡便宜。嚴謹曾遇到過“老鼠屎”一樣的貪污案例，“沒有上升到刑事責任，但卻耗費了極大心力。”
一家被業內冠以“極度節省”互聯網公司，出現了這樣一名中層：為了貪污加班補助，他要求團隊中的所有員工把加班補助都報滿，一個月能報31天，審批通過后，再要求下屬把所有錢都轉給自己。
甚至日常吃喝也不放過。這位中層喝咖啡會多帶走一杯，發票上寫著“業務招待”；去盒馬買自己吃的零食，發票上寫著“團建費用”；出差永遠要求五星級酒店，超標了就虛構出差人數。
以嚴謹的經驗看來，這種“貪腐”像是一種心理疾病，沒有太高技術門檻，只想著占盡企業便宜，“和一些人去公共衛生間偷紙沒有太大區別”。
“因為這位中層觸及了眾怒，公司沒有人愿意和他共事，幾乎每位舉報人都掌握他無數的‘罪證’，收集證據的過程十分瑣碎、繁雜。”嚴謹回憶道。
人性的拉鋸：“離職后，只有錢是真的”
尋租空間的大小，不完全取決于權力的大小，而在于所處位置與負罪感心態之間微妙的平衡。
采購在接觸供應商的一線工作，手中的權利，剛好足夠決定一家供應商的去留和賺錢多寡。這類存在一定管理灰度的崗位，往往最能體現人性的復雜。
早些年間，采購拿1%-2%的返點是行業默認的“正常收入”。但程欣目前所在的企業，給采購員工制定的紅線是200元，超過這個標準的伴手禮或是現金，兩個星期內沒有上報就是違規行為。
程欣從來不否認“十個采購九個貪”的說法，甚至就連她自己能夠成為主管也是“撿漏”一場反貪斗爭的結果。
如今身居高位，最讓自己擔心的是，員工私下收受賄賂，演變成一種風氣。
“如果哪個高層收受了2000萬的賄賂，大家不知道就算了。怕的是今天有人拿了500元、明天又有人又拿了2000元，逐漸形成‘鋪墊效應’。”
對于普通員工，腐敗造成的最大傷害是打破財富分配、社會地位與個人發展的相對公平。對于企業發展而言，貪腐則能蛀空公司，攸關存亡。
此前馬化騰談及騰訊的反腐，也曾表示，很多業務做不起來，并不是因為管理者問題，也不是業務方向問題，而是貪腐漏洞太大，業務被掏空了。
類似情況在互聯網大廠并不少見。朱喆所在的公司，幾個供應商曾用錢控制了業務線人員，時間一長，整條業務線都被零星員工利益捆綁，進而影響了整個地區的產品品質。
“尤其生鮮電商大面積推行前置倉的那些年，無論是租房、土建、設備采買安裝、出貨，都有貪腐滋生，一個職別最低的業務員，一年也能貪腐幾百萬元。”朱喆表示。
很大程度上，員工行為是企業管理的產物，工作環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個人的行事作風。在金錢面前，這一點被無限放大。
李非然告訴36氪，從同行員工的私下交流看，TOP2互聯網巨頭貪腐風格不盡相同，散發著濃烈的“掌舵人”自身風格。一個貪腐的比較張揚，大家一說這家企業貪腐，就能舉出好幾個案例；另一個則比較內斂，貪腐肯定有，但相對低調內斂，不會那么“人盡皆知”。
周揚回憶此前供職的搜索引擎公司，“老板對于員工的信任度比較低，當自己不被信任時，相應員工也不會考慮公司利益。加之公司輪崗很快，每個人都知道早晚會走，貪一筆也就更沒有心理負擔。這種逆人性的管理反而讓大家變成了壞人。”
貪腐究竟是不是能靠意志力克服的心魔？現實情況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或許沒有想象中強大。
“企業打擊貪腐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醒員工不能‘因私廢公’。”嚴謹說道。
在嚴謹的觀點中，企業打擊貪腐最大的意義在于，在新業務快速擴張之余“打補丁”。盡可能地讓員工、尤其是年輕員工在正常的職業路徑上實現價值、規避人性中的惡。
但經驗告訴他，反貪的過程充滿糾結和取舍。只要有權力尋租的空間，貪腐就是“零次和無數次”的博弈，但如果“處處管制，企業只會變成一灘死水”。
“如果一個月工資就一萬多，給你1000萬的貪腐機會，干不干？”在各大廠有著數年工作經驗的周揚反問道。
周揚所在的前司，曾有員工誘導企業花費數百萬元，去購買一個完全不需要的服務，驅動力(3.110, -0.03, -0.96%)是為了拿下高達20%的提點回扣。
當發現身邊的同事每人都能撈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時候，他也曾陷入到極不平衡的情緒。“只要誘惑足夠大，‘理性人’都會動搖初心。”
“如果還在公司，并且薪資連年上漲，這種情緒還能得到緩解。但當你離開、甚至被裁掉，所有的認可成為過往，就會追悔莫及，因為只有錢才是真實的。”
這也許就是周揚給出的最后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