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中國供圖
每一本旅行記的背后,都是文化,這才是它的靈魂。包括為什么我們會對獨自旅行的男性習以為常,卻不太習慣一個女子孤身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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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蘭在《中亞行紀》里講述她所遇見的搶婚風俗時,我就想:一個獨自旅行的女人,會不會被人“搶”去當老婆?
旅行不是男人的特權,可在我們所看到的絕大多數包括探險在內的旅行故事中,主角多是男性。數數那些知名的旅行作家:保羅·索魯、威廉·達爾林普爾、布魯斯·查特文、尼古代·布維耶……不用我說,你就能猜到他們的性別。
毫無疑問,探險是高危行業,旅行呢?很多時候,也不那么安全。尤其是去語言不通、控制嚴格、時有沖突、游客較少踏足的地方。
這樣的冒險,往往在旅行故事里不可或缺,幾乎我所看到的每一本“旅行文學”里都有,《圣山來客》《沿墓地而行》《在古老的土地上》《歌之版圖》……它們描述著異國他鄉的迷人風景、迥異奇特的文化傳統、驚險刺激的偶遇,還有,勇往直前、不畏艱險的男性氣質。
而當一個女人獨自前往“陌生之境”,人們難免要為她捏把汗,心下嘀咕:該不會有什么事吧?似乎女人,就該優雅地坐在都市的街頭咖啡館,看風景。中亞旅行給我感覺就不太“安全”,時不時就有民族沖突的戰火,可我倒真沒為那些旅行者(男)擔心過,冒險原本就是他們的追求,一路平安無事,豈不太無趣?
直到跟著法特蘭又去了一趟那片廣袤之地。那幾個斯坦,真的很容易弄混,我一遍遍翻地圖(這可是閱讀旅行記必備之物),嘴里念念有詞,強化記憶:哈薩克斯坦(最上面),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西邊),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東邊)。可是,這位女士的線路卻有點兒奇怪,說是繞圈吧,卻跳過了吉爾吉斯斯坦,直接從哈薩克斯坦奔去塔吉克斯坦。
我盯著地圖,仔細研究她的行程,想弄明白為什么這么走。好在中亞油田多,坐飛機兜圈子便宜。對沒去過某個地方的人而言,查找陌生的地名很費勁,這可能也是讀游記的樂趣之一,也有被它們弄得心煩之時,我就憤憤地想:管他(她)到底在哪兒呢?
可是,假如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在旅行途中被人搶婚了,一定要知道她在哪兒呀!
吉爾吉斯斯坦。
埃麗卡·法蘭特的專業是社會人類學,她獨自踏上中亞之旅,想看看5個蘇聯加盟國自1991年獨立后,狀況如何?
旅行一開始,就讓還是奧斯陸大學注冊學生的法蘭特“從沒覺得離家這么遠過”。在伊斯坦布爾機場,還沒離開歐洲的她,就遭遇了文化沖突。飛往土庫曼斯坦的旅客行李嚴重超重,不止一個人請求她幫忙捎帶手提行李上飛機,并對她的“不”很生氣。上了飛機,她的座位又被幾個不愿分開的姐妹強行占有……
體驗和感受不同的文化,原本就是旅行的目的之一。只是我們不知道,這種不同或者沖突,會在多大程度上超過想象。比如,吉爾吉斯斯坦的搶婚文化。
法特蘭講述了這樣的故事:
19歲的阿麗亞姆盛裝打扮,準備去參加閨蜜的訂婚聚會。她離開家鄉的小村莊在比什凱克學習德語,有一個情投意合的男朋友,準備大學畢業后一起移居德國。
訂婚聚會的現場,閨蜜的未婚夫邀請阿麗亞姆出去走走,并帶她上了一輛汽車。車里,有5個同村的男子。阿麗亞姆慢慢明白了這是怎么回事,她被搶婚了!那個未婚夫聲稱阿麗亞姆才是他所愛的人,他要帶她見父母。
簡直匪夷所思!快逃啊,我替阿麗亞姆憤怒和著急。光天化日之下,就沒人管嗎?那個男子的家人、朋友,還有其他村里人,就眼睜睜地看著,甚至參與綁架!并且,阿麗亞姆的男朋友、父母、家人,也就這么認了?他們得知消息后,趕到“綁架者”家中,卻對所謂的“習俗”,選擇了退讓。要知道,那些被搶女子的母親、奶奶,她的婆婆,婆婆的婆婆,都是這樣被“搶”來的。一個被搶婚的女子,即使回到父母家中,也會遭人白眼,她們只能認命。
陽光燦爛少女的美好人生,就此戛然而止。除了極個別人,絕大多數(超過90%)被搶婚的女子從此與夢想和原先的生活告別,走進茫然不可知中,很快成為母親,再也不會逃離。此時,你能簡單地責怪一個女人,怒其不爭嗎?
在當地文化中,這種綁架有一個專有名詞:阿拉卡丘。盡管后來法律禁止搶婚,可舊觀念根深蒂固。2021年4月,一位27歲的女性因反抗搶婚被殺害,吉爾吉斯斯坦的女性,才奮起抗議由來已久的“阿拉卡丘”。
法特蘭去中亞“探險”時,土庫曼斯坦并不對所有人開放,按要求,導游必須一路跟著她,出于“安全”考慮;她是如何保留下總統從賽馬上摔下來的“禁照”?哈薩克斯坦的核爆實驗場,也曾一度是禁地,他們通過蓋格計數器的聲響,探尋掩埋地下的輻射物;還有干涸的咸海邊捕蝦的中國人,吉爾吉斯斯坦平原上古老的德國門諾派教徒,以及這些“斯坦”國家女性的生活。
這讓我想起卡帕卡·卡薩波娃的《邊境》。《邊境》探索的是巴爾干半島,作者索性在當地的村子里住了下來。顯然,《邊境》比《中亞行紀》要成熟,可那種無所畏懼的“勁兒”卻一樣。在中亞的高山、沙漠間游走的法特蘭還不到30歲,專門和男朋友買了一枚戒指,好告訴別人她結婚了,避免旅行中不必要的麻煩。
每一本旅行記的背后,都是文化,這才是它的靈魂。包括為什么我們會對獨自旅行的男性習以為常,卻不太習慣一個女子孤身遠行。
作家在旅行中尋找文化的淵源,探索文化的差異,也通過自身的行為——旅行和寫作,呈現和闡釋文化。有關旅行的一切中,性別的差異起著怎樣的作用?
或許可以看看簡·莫里斯。《巴黎評論》把她收入“女性作家訪談”里。
原本,她是他—— 詹姆斯·莫里斯。人生前36年,他以男性的身份生活。服過兵役,在6700米的雪山上,報道人類第一次征服珠峰,和家人一起旅居威尼斯。改變性別之后,她出版了十幾本書,70多歲時,依然出門遠游。
簡喜歡獨自旅行,帶著之前身為男人獲得的自信,一心只思考要寫的地方。她對當地環境和細節保持高度敏感,不想讓自己因有人陪伴,尤其是喜歡的人陪伴而分心。旅行是孤獨的,而孤獨卻是作家的必需品。在這一點上,沒有性別。
其實,我們看的旅行記,不論是否獨自前行,記述的都是過去而非當下。它之所以讓我們著迷,是因為過去和未來是一條斬不斷的線,我們正站在線上的某一點,背靠無法擺脫的過去,面對不可預知的將來。
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