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關系中，最難拿捏的是分寸。關系再好，也要有分寸感。合理的分寸感，有利于在交集中互相熟悉，在熟悉中互相理解，在理解中互相尊重。分寸感不是處事圓滑，而是言行得體，既不顯得生分，也不顯得過分。
在社會現實中，對同一件事，每個人心中都會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但是，看歸看，想歸想，待要說出來，就需斟酌一番了。
在有些情況下，人們嘴邊的說法，同內心的看法想法并不一致。心直口快不見得就是壞人，但卻有可能壞事。
一家人生了個男孩，抱出來給大家看，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喜事，照例應該美言幾句，可有人偏偏煞風景，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于是遭到大家一頓合力痛打。
魯迅在哲理散文《立論》中所設置的這一敘事場景，每每讀來，都覺得不可思議，世間怎會有這等怪事發生呢？可回頭仔細想想，類似的情形卻并不少見。
說那孩子將來要發財要做官，雖然是客套話，當不得真，但也算是“借您吉言”；說那孩子將來要死的，雖說是必然，但烏鴉嘴式的直白的確該打。有人以為，魯迅借助這一場景尖刻地諷刺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的現實世相。
其實非也。魯迅所要針砭的，并非這類所謂的毒舌，而是在謊話和真話之間打哈哈的滑頭。
所謂滑頭，說的是那些“不說好，不說壞，誰也不見怪”的人。他們以圓滑世故立身，看起來居中公允，其實一點也不老實。
說話講究藝術性，體現的是一個人的胸襟和涵養，但這并不等于喪失做人的原則，用好話文過飾非，以文辭欺世盜名。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表達才能既客觀又得體。
說到滑頭，不能不提胡旦。北宋太平興國年間的國史館修撰胡旦，晚年因眼疾在家閑住。一天，國史館的人商議為一高官寫傳記。這個人年輕時地位低賤，曾以殺豬為業。隱諱這個情況吧，就不是如實記錄；照實寫出來吧，又怕過于唐突而得咎。
史官們實在想不出好辦法，于是就一起去見胡旦。胡旦說，為什么不說這個人年輕時曾操刀割肉，表示自己有宰割天下的志向呢？史官們聽后無不嘆服。胡旦的“睿智”固然讓人欽佩，但通過辭色溢美的方式為人作傳，未免失之圓滑世故，哪里還有客觀公正可言？
類似胡旦的例子，于今并不少見。例如，有人把損壞文物稱為“保護性拆除”，把互相輸送不當利益叫做“禮尚往來”，把剽竊抄襲說成“過度引用”……諸如此類的辯解，說出來藝術多了，看起來溫和多了，聽起來是換了個說法，而事件的性質，正是在這種“換個說法”的忽悠中被遮掩過去，變得輕描淡寫。
說到底就是幫丑聞遮羞，為劣跡掩蓋，這就不是得體，而是滑頭，甚至有些還涉及原則問題了。
作者：王兆貴
文章來源：《前線》雜志2020年第11期，原標題“得體與圓滑”
責編：丁兆丹
版式：林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