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屆奧斯卡頒獎禮上，《綠皮書》奪得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創劇本3項大獎，成為跟《羅馬》平分秋色的贏家。
影片的題材選擇直面美國種族問題，圍繞黑人鋼琴家唐·雪利和白人司機托尼·利普之間的南下巡演行程展開了一場細膩的現實敘事，從中窺見隱藏在美國繁榮社會表象之下的人種階級矛盾，以及黑人、新移民群體的生存困境和內心精神世界的真實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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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種族、階級等元素被冠以政治正確的名義，牽涉出社會不同層面的價值取向。與同臺競爭、同樣涉及“政治正確”的《黑色黨徒》相比，《綠皮書》沒有在種族問題之上進行喋喋不休的說教。
通過雪利博士和托尼兩人在巡演行程中從偏見到理解建立起來的真摯友誼表現出一種溫情而感人至深的氣質，把“種族”、“膚色”等嚴肅話題滲透進日常生活當中，自始至終未改變的是對人的關注點。
《黑色黨徒》
而《黑色黨徒》從最直接的角度探討種族歧視問題，讓觀眾在黑人運動集會和3K黨入會儀式之間看到種族歧視者的頑固丑惡和黑人遭受壓迫的痛楚。兩部電影相同之處都在于反映種族主義帶來的沉重現實，隱隱呼吁著種族平等社會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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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敘事技法并無標新立異之處，都是普通的起承轉合，但《綠皮書》卻有著非凡的感染力，流暢工整的劇情結構之下仍能將浮淺轉為深刻。
它要表現的并不是種族問題最終如何取得有效改善，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借助片中人物的經歷來審視種族問題的本質，應該說這是以兩個不同人種之間的沖突與互相磨合為紐帶連接起來的故事。
種族歧視是美國社會繞不開的一個坎，影片將現實問題變作一種具體語境，在表現雪利和托尼南下途中遭受的歧視之余也看到了種族主義的根深蒂固。在片中，雪利本可以在北方拿著比南下巡演多三倍的演出費，但勇氣使他邁出了試圖用實際行動消除種族歧視的第一步。
反觀美國歷史進程，種族主義貫穿了整個美國南部的發展，想憑個人行動去改善黑人境遇談何容易。從林肯時代到馬丁路德金時期，盡管黑人的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嚴峻的現實是不同人種在美國依然以近乎絕對化的社會分層情況存在著，其中“黑人即底層”更是那個年代的一種社會定式。
比如影片中呈現出的各種黑人形象：到托尼家中進行維修的黑人工人、南部小旅館和酒吧里無所事事的黑人青年、田野里頂著烈日耕作的黑人農民，這些都說明了黑人在美國社會當中基本只從事最繁重的勞動，他們不屬于盛大豪華的場面，衰敗蕭條仿佛只能夠是他們唯一的歸屬。
黑白人種不僅存在膚色差異，還含有階級差距帶來的厚此薄彼。對雪利來說，他除了要深受膚色帶來的種族歧視之苦，還要被迫接受白人高高在上的膚色審視。“三重奏組合”下榻旅館時，其他兩個白人在泳池邊和女人嬉笑逗樂，他在陽臺孤獨地喝酒，這何嘗不是“舉杯消愁愁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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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是托尼與外界接觸的諢名，這個名字是一層面具，當面具被剝離，現實便在眼前驟然構筑出一種重此抑彼的感受。影片中有一個場景：托尼遇上警察查車，警察看到駕照上的意大利名字對他說了句“你自己也是半個黑gui”，向來圓滑世故的托尼動手打了警察。在警察看來，非純種美國白人即等于半個黑人，這一荒誕理由的背后便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當社會在最基礎的分工勞作和個體觀念中就出現種族隔離時，即使從經濟法律方面甚至是政治變革上出現再大的跨越，種族之間的對立分離也不會被徹底消除。種族問題是人類社會漫長進程中的一個困局，在物質壓力以及難以扭轉的普世觀念之下，種族問題的“代際傳承”似乎是一種無法回避的必然。
福柯認為，一切道德活動確實是與身處其中的現實有關。但是，它還包含一種與自我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自我意識”，還把自我塑造成“道德主體”。其中，個體明確了自己對社會規律的態度，以及把自我道德實現作為生存方式。
影片中，雪利和托尼并沒有對種族隔離影響下的社會規律作出深刻領會，甚至對固化傾向的社會規律做出個體抗爭，同樣他也拒絕成為所謂的“道德主體”，這種態度也讓兩人更靠近與自我身份認知和解的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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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看，《綠皮書》很像《為戴茜小姐開車》。它承載了《為戴茜小姐開車》質樸題材的同時，打破定性思維將人物設定做了顛覆：溫文爾雅黑人雪利是社會地位更高的一方，白人托尼是浪跡底層的混混，將階級和種族兩個問題放在一起討論則制造出更大的反差。
《為戴茜小姐開車》
有錢有才的雪利畢竟還是黑人，在歧視黑人成災的美國南部，金錢和才華不是通行證，所以有時候他也要尋求托尼的幫助。從這個層面上看，影片甚至觸及到更深層面的意識形態。
雪利曾經向托尼表示自己大學時期學的是古典樂，而唱片公司卻堅持要他在流行樂領域發展。他在臺上意氣風發，看起來實現了膚色和階級地位的跨越，但以膚色為根本進行區別對待的社會里，褪去才華與學歷的外衣后，他仍是白人眼里卑微的底層黑人。
在那樣一個時代，盡管雪利才華橫溢，就算他能和美國總統結為至交，到頭來還是逃不過膚色帶來的束縛，比如他不能自由彈奏肖邦的音樂。每寸黑色肌膚猶如枷鎖一般套牢他的社會身份屬性，或許這種“永無東山再起之日”的隱喻就是這部電影最殘酷的文本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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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奧斯卡而言，《綠皮書》通過一次南下巡演之旅串聯起兩個主題：對種族問題的思考以及對真摯友誼的贊頌。這個故事展現了包裹在幽默外殼之下的溫暖內核，釋放出真誠的善意，令人感到柔婉溫情。
雪利和托尼從價值觀念上的相互排斥到最后彼此和個體雙重身份意義上的和解，憑借浸透著不同膚色之間的包容尊重詮釋了黑人以及新移民群體在美國社會快速發展時期渴求真正平等的心路歷程。
馬丁路德金曾說，“我夢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滿照人間。”影片最后托尼家人和雪利的良好接觸形成了心靈和情感上的突破與救贖，他們放下偏見，真正去理解彼此。
影片雖然沒有過多聚焦政治，卻用其獨特的視角讓觀眾從影片中獲得反思，感受雪利和托尼的情感蛻變和個體觀念的質變，穿透影像傳遞關于美國種族主義的社會信息，還原對社會的反思以及對黑人民權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