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不知不覺已在體制內工作了十年。十年的青春韶光，可謂一個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而我的體制內十年，一直“躬耕”在基層。
“躬耕”這個詞，本來出自于諸葛亮的《出師表》“躬耕于南陽”，后來多用于褒義。說某人“躬耕”于某地，一般是暗示日后的發展還不錯。把這個詞用在這，我似乎有些“飄”——材料寫多了，不知不覺對用遣詞造句敏感了許多，這也算是一個職業病吧。
言歸正傳，十年的基層體制浸潤，可謂全方位改變了我。有外貌上的，也有體型上的，而最更大的改變，是三觀的改變——讓我從一個憤世嫉俗、熱血沸騰的小年輕，變成了凡事三思而行、思慮再三的一個的中年大叔。
我懷念當年那份路見不平拍案而起的激情，更感激現在經過歲月淘礪、基層實踐鍛煉塑造的這份成熟與沉穩。我自己對事物的觀點，也由當初的偏激變得越來越溫和。
下面我擷取幾個基層生活工作中印象比較深刻的片段，希望通過這幾個小故事，能夠讓更多的同志和廣大的群眾，對我們的工作有一個較為立體的認識。
遭遇拆遷
剛上班頭一年，正碰到我們縣的大開發。一些城郊地區需要動遷，一些老的城區也需要舊城改造。在參加工作之前，經?？匆恍┚W帖說屋子被政府給強拆，一家老小露宿街頭，甚至出現過命案。
當時我看得熱血沸騰，覺得這些強拆的簡直不是人?？墒牵嬲齾⑴c到拆遷工作，才發現根本和想象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很多居民在拆遷的半年前就已聽到風聲，為了多獲得點賠償，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在院子里都蓋了建筑物；有的在自家平房上又搭建了一層；還有的實在不能加蓋建筑物，則直接種上了各種各樣的植物。
這些建筑物的質量可謂糟糕透頂，不能住人，也沒人在里面住。各種植物也都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苗木市場大量批發的。所有這些的目的，都是為了多獲點拆遷補償。
縣政府早就預料到這一情況，提前很久就做好了規劃，對于臨時搭建的棚戶和加蓋的房屋都認定為違章建筑，頂多予以成本價補償。
我當時不明白，問帶隊的劉主任，既然這些都是違章建筑，直接強拆不就得了，還賠償什么？劉主任白了我一眼，說我這是想上熱搜了——好言好語地勸人家拆，居民都不一定樂意；強拆，我這樣的去辦事肯定捅婁子。
真正到動員拆遷的時候，狀況五花八門。一個農民說他這是剛裝修了半年的房子，光裝修費就花了好幾萬。我去看了看，確實挺新，但后來評估師一眼就看出貓膩，說這是為拆遷裝修的、建材都不咋地，業戶這才無話可說。
還有的房子被認定為違建，業主抗議說他的舊房子不能住人，不翻新可能會“房倒屋塌出人命”，而且房子翻修是經過批準的。我們房管局的同志出面說，你這個房子翻修根本沒有報備，而且翻修的過程中還存在擴建的情況，我們頂多給你按照原來房子的面積認定。
當然也有比較軸的。我印象中有一戶姓周的業戶，擰著不肯搬遷，我們也沒有辦法。一年多過去，就他家的房子孤零零的佇立在那里。最后還是拆了。我聽說，有一次周姓業主去政府辦談條件，我們領導把他二大爺請來了。二大爺是個老革命，頗有威信，看到周業主這事那事的，上去就是一腳，嘴里罵道：“你小子能耐了是吧？”周業主沒辦法，畢竟擰不過他二大爺，最后還是簽了協議。
拆遷工作告一段落，當時還允許我們喝個“慶功酒”。晚上聚餐的時候，劉主任喝大了，說“百姓的工作是最難做的。拆遷補償低了，老住戶罵我們；新房價高了，買房的罵我們，我們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
十年后，我在一次培訓課上看到同學播放北京海淀區的拆遷視頻實錄，業戶代表發言稱一定要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滿足他們的合理訴求時，我就想到了當時我拆遷時候的情景。再聯想到北京高不可攀的房價，實在是理解這些政府工作人員的苦衷。
幫扶貧困脫貧
大概在五年前，我們機關的部分同志被分派到全縣各個貧困村進行定點幫扶工作。我和陳主任一組，到了郭某村。該村共有140余戶，人口690余人，整體經濟情況尚可，但仍存在一些較貧困的家庭，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因病致貧、返貧，還有的是因為殘疾失去勞動力。
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個家庭：一家三口人，老兩口接近80歲，唯一的兒子也50多歲了，弱智，至今未婚。我們進去的時候問老兩口有什么困難，老人家握住我的手，說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他兒子。說這話的時候，他們那50多歲的兒子躲在父母背后，不敢和我們交流。
從那戶走出來以后，我的心情頗為沉重，和村主任商量具體的幫扶思路。村主任介紹說，其他的那些貧困戶都還好說，就這一戶確實比較麻煩，將來可能只能政策兜底。我說就不能給他們也想想辦法，村主任說，這一戶可以說一家三口都沒有勞動能力，家里的兩畝地也是村里指派他人幫忙代耕代種，除非村子里能興辦一個企業或者產業，到時候可以把弱智兒子招進來，干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說那你看有什么合適的項目？村主任還真有一個項目：藥用菌培植。據他介紹，藥用菌項目投資周期短，毛利潤率相當高，綜合測算一下，每斤藥用菌成本大概在幾塊錢，市場售價幾十塊錢。現在這個項目他很看好，但是前期投資包括建設大棚等投入大概在幾十萬塊錢左右，現在他手里沒有資金，問我能不能給他找找投資。
我對農業生產可謂一竅不通，但是對扶貧工作干出點成績還是很有積極性的——當時一個老大哥跟我講，你要是能把一個村子給帶起來，那這就是你的“政績資本”。于是，我就跑前跑后的想方設法給他拉資金。
當時有個通過招商引資認識的企業家朋友，于是我就給他推薦了這個項目。企業家朋友讓我先寫一個項目投資建議書，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怎么寫，就雜七雜八地拼湊了點資料過去，讓這個企業家朋友看得是大皺眉頭。
他把資料放在一邊，說其實目前市場上不是缺資金，而是缺好項目。農業生產歷來是一個高風險的項目，外地投資人對本地又人生地不熟，這個項目不太容易拉到投資，除非有縣領導的“背書”——就是說如果產品賣不出去，領導肯出面協調一下，他就敢投資了。
企業家朋友這么一說，給了我鼓舞和希望，我于是抓緊向陳主任匯報，結果讓陳主任劈頭蓋臉的罵了一頓。陳主任說，你是一點腦子也不動啊，別說現在都是市場經濟，領導打招呼未必有用，就算是有用，哪個領導肯干這種事？這邊銷售產品給打個招呼，那別的鄉村有別的事情他管不管？而且他為了銷售產品打招呼，私下里人們會怎么議論他？不知道的還以為貪了多少錢呢。
我被罵得悻悻然，又去找村主任。我帶著埋怨的口吻說道，這么好的項目，你自己怎么不貸點款呢？村主任也是一臉委屈，他又不認識銀行的人，根本貸不到款，民間借貸高利率，他又不敢碰。我思慮再三，又找涉農金融機構的朋友打聽了一下情況，朋友給我介紹說，按照當時相關的政策，村子里的宅基地等是不能作為貸款抵押物的，而村主任又沒有其它的抵押物和擔保人，這個款項是很難貸出來的。
這個事情前前后后折騰了小半年的時間，最后也沒有搞成。我有時候在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互聯網金融較為發達的今天，也許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談談機關寫材料
寫材料是體制內的大活，這件事就連體制外的很多人也都清楚。寫材料要求扎實的文字功底、嚴謹的文字態度、精確的文字表意以及盡可能客觀中立的敘述表達。很多人讀文字材料，覺得枯燥無味，讀都讀不下去，更別提寫了，而作為一名從事機關文字工作數年的人，我感覺寫材料最大的痛苦在于遣詞造句的“搜腸刮肚”和形勢判斷的“言之有據”。
我干這一行也是被抓的“壯丁”。其實我本來文筆還算可以，大學期間偶爾投投校報，寫一些散文類的文字，抒發一下感情等。參加工作后，有幾年沒動筆，寫作欲望直線下降，再加上機關材料的文風不符合我自由散漫的風格，所以一直是敬而遠之。最初的幾年，有老大哥頂著，我也就樂得清閑，但是老大哥偏認為我是一個寫材料的“可造之材”，然后我就開始了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機關材料生活。
最初的時候我是抱著糊弄的心態，從網上裁剪文章片段，七拼八湊地搞出一篇來。剛開始一些不重要的材料，領導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沒多久一次比較重要的材料起草，領導看我寫得實在不像樣子，把我叫過去狠狠罵了一通。
見到我有點不服氣，領導拿過我的文章，一字一句地給我摳。他指著我寫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沒有同步發展”說，這句話屬于重大判斷，你哪來的依據？我跟領導辯解說這都是網上找到的資料。他反問我，這些資料權威嗎？是經過科學論證的嗎？是被黨和國家承認的嗎？他圈圈點點，給我圈出一大片紅色來，讓我查一下“交代”和“交待”的區別，甚至一個逗號他都給我圈出來，說這里應該是分號。
給我改完材料，領導情緒稍微穩了穩，給我解釋道別小看這些材料，因為看的人很多。兩會工作報告，媒體都在拿著放大鏡甚至是顯微鏡看，一個字一個字地推敲。我們的材料就算達不到那種層次，但如果形成紅頭文件，漏洞一大把，被人笑話還在其次，肯定會有鉆空子的。
他又給我講了一個典故。民國時期蔣介石命令屠殺進步人士的電文“情有可原，罪不可恕”被人巧妙地顛倒了一下語序，成了“罪不可恕，情有可原”，最后特務機關把人都給放了。
在重大問題、關鍵環節，一個語序、一個字甚至一個標點符號的改動，都會帶來一些不可思議的變化。我們這個寫材料、出公文的職位，就是要嚴防死守的。領導的苦口婆心和他工作中認真細致嚴謹的表率，再加上我在工作中的一些體悟，使我越來越認同他的觀點，寫材料寫公文自我要求也越來越嚴格，基本上在材料寫作上沒出現過重大差錯。
以上三個小故事，只是我在基層政府工作中擷取的一些小的片段。事實上，機關的工作細致又瑣碎，而機關里一些生動而又鮮活的例子，卻總在拓展我的思考和對社會的追索與反思。
以前一些社會熱點現象，我很容易被人帶了節奏，而今天，當我重新審視一些熱點問題，如網約車事件、環境綜合整治問題、醫藥價格居高不下現象等，我會用更溫和理性的思維，去分析里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而不會只是從個人立場出發，從自身利益得失去看問題。
可喜的是，隨著教育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網絡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客觀全面的看待問題，越來越多的人理解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中面臨的兩難處境。我作為一個基層工作十年的公職人員，也從當初的思想偏頗、認識淺顯的毛頭小伙，成長為一個看問題更謹慎持重的中年男人。
要說這十年的收獲，錢沒掙多少，但對社會的認知、對社會治理的難度認知卻是在不斷的進步，我在不斷的成長，這就是我最大的收獲。
(來源:半月談教育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