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請來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是《紅樓夢》中四大家族的財富盛況，但“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最終這一切繁華化為虛無，讓人不禁嘆道：“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我們知道紅樓夢中四大家族作為封建時代的產物，有其衰落的必然因素。但從財富傳承的角度看，實際上秦可卿早在紅樓夢第十三回已經開出了“藥方”——盡早設立“家族信托”。但這一計劃但并未引起重視，最終落空，僅存在王熙鳳的夢中回憶。
在秦可卿的安排中，賈府要多在祖墳附近購置田舍，并設家塾，將來即便是家族敗落了，子孫也可以回家讀書務農，祖先的祭祀也可以永繼。因為按照當時清朝的法條，即便是入罪，官府不得沒收祖墳、祠堂及其周邊附屬的田地、房舍。
古往今來，關于賈府的敗落原因有各類視角的解讀。為了聚焦討論，本文僅從秦氏未竟的“家族信托計劃”對現代家族企業的啟示這一角度展開分析。為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社會與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鄭宏泰、盈科全國信托與財富傳承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李魏律師、隆安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宋杰律師。
啟示一：及早綢繆，以免后悔莫及
拋開秦可卿的“家族信托”規劃內容，我們先來看秦可卿臨終向王熙鳳托夢中的原話中關于“未雨綢繆”的意識。
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有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
她還說：“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后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后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
從“樂極生悲”“不思后日，終非長策”“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此時若不早為后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等詞句可以看出秦可卿十分具有憂患意識。如果秦氏是現代人，那么她幾乎完全具有了現代家族企業中前瞻性的財富傳承思維。更難能可貴的是，她不僅只是具有憂患意識，還為防止家族的衰敗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
“憂患意識是風險管理，預計未來有不測，及早安排應對。”鄭宏泰認為，無論個人、家族、企業、國家，憂患意識均十分重要。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例如普通人平時也會積谷防饑、儲蓄部分收入，或是未雨綢繆，均是憂患意識的基本表現。對于不少企業而言，業務多元化、國際化等，不集中于一種生意或一個地方或者市場，亦是憂患意識的反映。甚至不少家族會有多生孩子的行為，子女長大后安排修讀不同科目，子女在家族企業內安排在不同部門，以及分家分產等，都是憂患意識所驅使。
那么，秦可卿的“家族信托”計劃，對現代家族企業管理有何啟示？鄭宏泰稱，紅樓夢的悲劇提醒我們要有憂患意識，及早綢繆，以免后悔莫及，古今皆然。
李魏律師亦認為，秦可卿落空的“家族信托”計劃對現代企業管理是有重大啟示意義的。他表示，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是人類的共同智慧，更是家族傳承、家族企業治理必不可少的思維。政策法律、社會環境、市場發展、人員成長都會發生變化，而通過家族信托、家族憲章等法律工具的事先規劃與安排，能夠最大限度降低未來不確定性對家族與企業的不利影響。縱觀全球優秀家族與企業，這種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但更多的家族與企業缺乏這方面的認知，不時出現親人爭產、家道中落、人財兩空的悲劇。
啟示二：合理利用法律設立“家族信托”，同時重視教育
我們再來看秦可卿“家族信托”的規劃內容。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后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此時若不早為后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
李魏律師認為，從形式與目的來看，秦氏所言完全算得上家族信托的雛形，例如秦可卿的所說的辦法具備了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三位一體信托架構形式。宋杰律師認為，秦可卿的家產處理辦法是一個合理利用明清時期“祭田免于官府沒收”的法律，從而實現風險隔離的巧妙的信托計劃，讓家族子孫在家族敗落時仍然享有繼續務農讀書的保障。
下面我們就秦可卿的“家族信托”計劃進行逐句解析。
“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是說按照清朝法律，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的產權是永久的嗎？
鄭宏泰認為，范仲淹的義莊設立后，義莊制度逐步受到一些官商世家大族歡迎，歷朝逐漸形成維護義田與祭祀產業的傳統，因朝廷認為這樣可鞏固宗法制度，有助社會穩定，所以給予一定保護，例如義田可免收田賦，除非特殊情況，祖塋附近田莊房舍亦會尊重，不會被沒收。從實際情況來看，古代社會祖塋一般都在郊野地區，多非肥沃良田所在地，官府實在亦未必有需要征收那些地方的土地。
秦可卿還提到了“將家塾設于此處”，這反映了秦可卿對子孫后代教育的重視，可見其遠見卓識。
鄭宏泰認為，秦所指的“將家塾設于此處”或并非指家塾設在祖塋附近，而應理解為基于那些財產（田產）的來源收入之上，即用那些財產收入的一部分于子孫后人教育。在中國文化中，教育是重要投資，考取功名尤其能光宗耀祖。這種方法屬進取型的，即透過教育能有機會讓子孫后代再發揚光大，一方面是保持基本的生者存、亡者祀，另一方面是謀求發展，這可說是信托的一些特點。
“在家族傳承與家族治理安排中，家族教育往往也是作為重要的板塊列入其中。”李魏律師表示，教育是家族興旺必不可少的重要舉措，通過家塾對家族子弟提供教育便利，培養出更多人才，就算家族發展出現波折，未來也會有再次興旺的機會。
在《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一章中，冷子興亦看破了賈府的后繼無人，他嘆道：“今日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仆上下，安福享尊榮者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的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隨后，冷子興向賈雨村介紹道稱，寧國公與榮國公是同母兄弟，寧國公死后，賈代化承襲了官，賈代化長子夭折，次子賈敬也承襲了官，因沉迷修道，將官位給賈珍。賈珍的兒子賈蓉如今十六歲，只知尋歡作樂。榮國府中，榮國公死后，長子賈代善承襲了官，娶了金陵世勛史侯家的小姐為妻，其長子賈赦承襲了官，次子賈政也被皇帝賜了官，賈政的兒子賈寶玉不學無術。
也就是說，賈府四代人中，除了寧國公和榮國公是靠自己的奮斗的，其余幾代都是靠世襲來獲得官位，并且由于清朝除了“鐵帽子王”以外，一般實行“世襲爵位遞降”制度，即世襲的官位每次都會降一級，到了賈寶玉這一代，再無官位可以世襲，只能靠科舉制度來維護家族榮耀，但賈寶玉這一代基本都沉溺在富貴溫柔鄉中，無心科舉。
反觀范仲淹的義莊，其對子孫后代的教育予以資助，鼓勵設義學，鼓勵族人讀書考取科舉，900多年以來產生了80名狀元和400名進士，并且范氏后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對義莊進行“反哺”，即通過捐贈、資助、修繕來讓范氏義莊不斷壯大。而賈府的后代碌碌無能，甚至作奸犯科，即便有了信托制度的安排，也難免最終落空。
啟示三：不斷完善“家族信托”制度，爭取社會監察制度的支持
實際上，由于秦氏是托夢，其“家族信托”計劃只是一個初步想法，如果真的落地還需要不斷完善。尤其是與范仲淹的義莊制度相比，還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缺乏用人制度的考核、缺乏監察監督機制，更重要的是須爭取到政府和社會層面的監察制度支持。
我們繼續來逐句分析秦可卿的原話。秦可卿提到“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難道按房掌管就能夠無爭競，無典賣嗎？
李魏律師表示，這是一個合理的家族內部與共同資產管理安排，假如秦可卿的家塾學田的準家族信托能夠實現的話，對于如何做好家族共同財產的管理安排，也是一個重大挑戰。按照現代成熟的做法，在設立家族信托后，資金等金融資產一般通過金融投顧或家族辦公室來管理，家族企業通過接班人或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其他資產也會通過家族成員在內的專門機構來管理，并在此基礎上設立家族憲章等家族治理制度可以協調與約束。秦可卿知道家塾義田屬于家族共同資產，如專門由某一房管理弊端較多，所以才提出按房掌管一年的輪值規則。
鄭宏泰卻表示，這可能是秦可卿設想的一種理想狀態，實際上面臨著內外部的挑戰。內部問題主要是信托人是否有能力及意志長期執行，一兩代或可以，之后世代又如何？外部問題是有否恰當監察（制度），當缺乏恰當監督時，執行者又容易產生問題。具體來看，負責執行的各房有否能力和意志？若有個別一房能力不夠，又要由他打理，其他房不會有意見嗎？打理的人會否另有私心？若有個別年份收成不好 （如受天災等影響），會問責或責罵管理人嗎？怎樣監督？這些實際運作中遇到的問題，必然會影響信托的長遠發展。他強調，哪怕有一套較好的制度，亦不能迷信制度，更要關注到人。
鄭宏泰提到的“人”更重要，在《紅樓夢》中亦有跡可循，探春道：“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呢！”
李魏律師稱，與范仲淹家族的義莊相比，秦氏“家族信托”缺乏共識。范仲淹家族上下齊心，達成建立義莊共識。而紅樓夢中的秦可卿只是一廂情愿，所以也只是想想罷了。如果家族掌門人認識不到財富保護與傳承規劃的重要性，就算家族其他成員有些認知，也難以實現。
鄭宏泰表示， 秦氏只是報夢，因此制度安排并不太詳細，而范仲淹是深思細慮后訂定規條，尤其思考了執行人 的才與德，以及如何爭取朝廷保護等。一套制度只是工具，誰能用得好，還得靠人，甚至爭取政府及社會的保護與監察，這亦是信托能否更好發揮的關鍵所在，值得有意訂立信托的家族細心思考。
事實上，范仲淹義莊制度能夠延續900多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引入法律監察制度，為其信托計劃注入了生命力。范氏義莊在運作前期存在濫用義田與派發無章等現象，但義莊中的規章并非法律條文，不具強制性，難以懲戒，因此范仲淹后人爭取到了朝廷的公法支持，才讓義莊制度得以延續。（詳見21世紀經濟報道《回看范仲淹的“家族信托”：歷經900余年不衰的秘密》）
李魏律師亦表示，秦可卿的“家族信托”與現代意義上的家族信托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因為家族信托屬于一種法律制度，需要公權的保障才得以持續運行，紅樓夢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并無家族信托法律制度保障，所以只能算作家族信托的雛形。假設當時已經有了家族信托法律制度，秦可卿的想法得以實現，也不能保證那些貴州家庭避免衰落，因為通過家族信托保住財富固然重要，但還要考慮到人的管理，即家族治理制度，以及法時的社會變動。按照現代成熟做法，家族信托是家族傳承的基礎，必不可少，但在此之外，還要通過家族憲章、家族辦公室等方式做好家族治理安排，通過分散資產配置應對社會變故，方能最大程度實現對未來的確定性把控。
綜合來看，秦氏“家族信托”制度僅靠信托人的自律是難以延續的，必須要引入公法的監督懲戒機制，才能防止有私心之人隨意破壞信托安排。
（作者：張欣 編輯：李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