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甫一開年仿佛就預示著屬于中國科幻事業“盛世”的到來：騰訊版電視劇《三體》和春節檔電影《流浪地球2》兩部受到普遍歡迎的影視作品影響力已然出圈，成為年初公共場域中的火熱關注話題，引發了參與性極其廣泛的持續性熱度，這是長久以來一貫以“小眾”自居的中國科幻迷們在過去不可想象的。放眼未來，《球狀閃電》《三體2：黑暗森林》《贍養人類》的改編拍攝都被提上日程，今年10月成都還將舉辦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2023年，在未來回溯的時間標尺上也許將是中國科幻文學與科幻文化正式成為大眾主流文化的里程碑時刻。
《三體》海報
我們為什么需要科幻？科幻滿足了何種來自大眾的普遍需求，科幻成為國家文化場域內的主流意味著什么？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科幻文化被要求與科普事業緊密綁定，科幻被賦予向大眾和青少年普及科學的職責，長久地為青少年教育乃至兒童文學服務。事實證明，這一面向理工科教育的“科普”側重，培養了大量理工類人才，使得崇尚科學、重視實際的價值取向逐步成為一種民族共識，為我國的科技建設作出了貢獻，完成了其獨特的歷史使命；而近十年來逐步發生的“中國科幻崛起”，則更多意義上是一種社會學層面的價值操演，表現在公共討論、觀點爭端乃至信息繭房內社會各階層普遍心態的內在沖突之中。
當科幻擺脫了“科普”在某種意義上施加的枷鎖，被指向對未來更高層次的人類社會構建的期待之時，當今圍繞《三體》和《流浪地球》等IP的討論與爭端，也成為觀察這即將到來的“科幻盛世”的現代神話學范本：科幻文學自帶的“仰望星空”式的浪漫主義感召，終將面臨時代的全新考驗——中國科幻能否如其文筆中飛揚的想象力一般，沖破重力速度，突破劉慈欣筆下那“太沉重的現實的引力”（《三體》角色葉哲泰語）？
“中國科幻崛起”：“劉慈欣”與“硬科幻”的崛起
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是：中國科幻文學的崛起，就是劉慈欣的崛起，如今進入公共討論場域的中國科幻，就是劉慈欣的科幻。復旦大學教授嚴鋒十多年前的評語“這個人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文學提升到了世界級水平”現在看來可謂金口直斷，科幻圈借《三體》“主不在乎”的梗稱劉慈欣為“主”也絕不夸張，2015年《三體》被翻譯為英文在美國上架并獲雨果獎也正是中國科幻走向世界和進入大眾視野的標志性節點。把一個領域的集體成就歸結為一個代表性人物自然是當代傳播學的痼疾，中國科幻文學同期也確實還有如王晉康、韓松等優秀作家，但任何試圖將劉慈欣歸結為普遍浪潮中的一朵浪花的非英雄主義敘事都是不客觀的：劉慈欣的作品在想象力、可讀性、人文蘊涵、IP可轉化度以及傳播價值上，與中國其他科幻作家相比都是斷層式領先的，他就宛若中國籃球的姚明，中國田徑的劉翔，是真正“單槍匹馬”的世界頂級。不僅當下我們討論的“出圈”、走向世界的中國科幻都來自劉慈欣，并且未來即將上映的、被寄予為中國科幻事業推波助瀾之厚望的影視改編同樣如此。從2019年江南原著的《上海堡壘》“史詩”級別的慘敗，被認為是“把中國科幻電影剛打開的大門又關上了”開始，中國科幻崛起就基本被確認為是一個屬于文學研究領域的個人英雄拿破侖式神話。
《超新星紀元》書封
那么此時，作者與大眾之間的權力關系就令人激動地翻轉了：當然是中國獨特的文化歷史環境塑造了劉慈欣，《超新星紀元》準確反映了海灣戰爭時期中國對美國強大軍事力量與征服心態的警覺，《全頻帶阻塞干擾》幾乎就是對百年前八國聯軍侵華歷史的重新書寫，也都存在當時的社會時事話題在作者心理中的潛意識反映；《三體》更是在初版封面上就直書這是“以光年為尺度重新演繹的中國現代史”，這絕非書商的夸大宣傳，而是一針見血的批評家之論。更重要的是，當劉慈欣成為中國科幻的代名詞、中國科幻走向大眾視野之時，更是劉慈欣個人的科幻風格塑造了中國的大眾科幻文化。“言必稱三體”盡管是小眾科幻圈子嗤之以鼻的反面教材，卻是在中國大地上普遍發生的既定事實——一個人如果閱讀了相當數量的劉慈欣作品，那么說他對中國科幻已經有了大致了解，其實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這種劉慈欣作品與中國普遍大眾心態的“雙向奔赴”，一個重要的表現在于科幻圈乃至大眾口味中對“硬科幻”的熱衷。根據四川大學科幻研究專家姜振宇的研究，將科幻文學做“軟硬”之分源自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科幻作家試圖提升科幻文學地位的話語權爭奪。科幻文學在起源上是與奇幻、恐怖小說一類的“低俗商業文學”，長期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科幻界試圖借助科學技術知識的“硬核”來提高科幻文學的社會認知地位，將“硬科幻”與更加商業、類型雜糅的“太空歌劇”區分開，來鞏固自身圈層的本體論價值。實際上，這一區分從來都不是普遍的、明確的學術概念，也在美國科幻文學進入新時代后逐漸消亡（當代歐美“幻想文學”范疇更加模糊了奇幻、恐怖、科幻小說之間的界限）。
不過，這一概念非常貼合中國的科幻文化環境——早期中國科幻文學以“科普教育”作為主要的實用價值和本體論證明，此時科普的內容是否“硬核”就不再是一個純粹文學創作的問題，而成了一個“對錯”的問題：可以將科學知識剔除、替換，也不影響作品主題表達的“軟科幻”在這層意義上挑戰了國內科幻文學基本的合法性，因此自然處于被打壓和鄙夷的底端，而這種觀念哪怕在“科普”意義已經逐漸消散，科幻文學走向文化產業開發和價值表達的新時代，也是根深蒂固的，并成為了一種“中國傳統”。而這恰好是劉慈欣作品的特長所在。劉慈欣的科幻作品具備美國五六十年代“黃金時代”科幻對科學技術和人類人文精神的高度崇拜底色，被認為是充滿奇思妙想的“點子文學”，但基于劉慈欣豐富的理工學科學養，他的“點子”在匪夷所思和有理可循之間取得了微妙而難得的平衡——如推動地球離開太陽系的“流浪地球”，實現超距離通信的“智子”，強大文明投入“二向箔”將太陽系“二維化”等，都屬于雖然嚴格深究并不符合實際科學原理，但都具備一定理論基礎，足以說服讀者的“硬核”設定。讀者強烈的“真實性”感受，促使他們不僅將劉慈欣的作品視為“科學幻想”，更視為“科學的幻想”，是必然發生的預言，劉慈欣是“主”一般的大巫先知。
劉慈欣接受媒體采訪
另一方面，劉慈欣作品的“硬核”觀感也來自于他對社會學等人文社科領域的涉獵。盡管在諸多社會學者和文學研究者眼中，劉慈欣的人物塑造和對未來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理解和描繪都比較淺白獨斷，但毫無疑問，劉慈欣在作品中體現的實用主義、生存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理性主義的價值傾向，是與其對科學精神的崇拜密不可分的，這也與我國在傾向理工科的教育體系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幾代人都產生了共鳴。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作為“科幻”文學，劉慈欣的作品卻經常被當作社會學范本甚至現實時事討論的焦點被推向大眾，引發的并不是科學層面的影響而是人文社科層面的，他對未來人類的政治局勢、社會階級、日常生活的猜想，比如《三體》中的“宇宙社會學”，更是體現了“科學家治國”的絕對理性精神。高度契合當代中國“科教興國”所帶來的大眾思想觀念，使之與充斥著傳統封建歷史觀念的“太空歌劇”、奇幻文學拉開了一定的“深度”距離：在“高度理性”前提之下對待人性和人類較為直接乃至“殘忍”的情感傾向，“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三體3》角色維德語），恰好是這個時代的“狼性”和達爾文主義的掠影，也得到了最為普遍的讀者群體的追捧。
不僅在科學設定上“硬核”，在社科層面也被認為“硬核”（這里的“硬核”并非指理論體系的堅實，更多指向其對待人性和人類的情感傾向），這是劉慈欣作品接受層面的一大特色，也因為劉慈欣至高無上的唯一地位，成為中國科幻不容置喙的評價標準。由此可知，“中國科幻”的崛起，既是劉慈欣個人的崛起，也是一種“硬科幻”審美心態的崛起——這恰好是“中國科幻”相較于當今世界科幻強烈的異質性特征，也由此敞開了中國科幻與主流文化合流的可能性。
《流浪地球2》和《三體》的“粉圈”：多數人的“政治正確”？
“中國科幻崛起”在經歷了2015年《三體》獲雨果獎、2019年《流浪地球》取得前所未有的商業成功之后，在2023年開年的影視行業中迎來了真正的“大爆發”。春節檔電影頭號種子《流浪地球2》攜“中國重工業大片”“革新中國電影”“帶領中國電影產業走向真正的工業化”之名，引發了席卷整個公共討論場域的腥風血雨，騰訊出品的電視劇《三體》也以忠于原著的實干精神、出色的演員表演和忠實的影像呈現，高度鼓舞了科幻圈和感興趣的觀眾，一時間，“中國科幻”已成為大眾討論場域中被多數人普遍接受的“正確”。如今走進任何一個網絡論壇，對《流浪地球2》和電視劇《三體》的高度評價都已是一種共識，甚至對《流浪地球2》的負面意見會被認為是誅心之論，是有害于中國科幻崛起、中國重工業電影發展乃至更高層次的宏大敘事的，已然具備“粉圈”乃至“政治正確”的特征。
《流浪地球2》海報
《流浪地球2》是一部優秀的當代商業電影，提供了大量不遜于世界頂尖水平的特效場面與視覺奇觀，背后建立了一整套足以啟示整個產業的工業化制作流程，并且大膽地突破了前作還保留的傳統好萊塢個人英雄主義三幕劇劇本模式，試圖以扎實的“紀錄片”體進行對宏大敘事的影像化嘗試，也在國內第一次大規模地探討了AI和數字生命等“后人類”話題。雖然不可能與前作在2019年開天辟地的歷史性地位相比，但絕對也是中國科幻電影史上劃時代的制作。當然，《流浪地球2》作為商業電影存在不少“反商業性”的元素，比如并不按照觀眾心流設計的非傳統敘事，被展現視覺奇觀和科學概念所打斷的影像節奏，過于宏大而細致程度不足的情感書寫，這使得《流浪地球2》最終的大陸票房可能落在40億元上下（基于貓眼數據預測），低于第一部的46.87億元——也正是這一點，在公共討論場域帶來了一場由信息繭房引爆的驚濤駭浪。
在科幻圈看來，《流浪地球2》是一部優秀的，甚至是最優秀的，在全世界和歷史范疇上都是頂級的科幻電影，它的票房低于同檔期的一部帶有喜劇色彩的歷史類架空電影是不合理的。正是這個其實并不了解電影產業、完全站在科幻圈角度的主觀判斷，導致了這場長達半個月，哪怕到春節檔期結束都無法平息的網絡輿論運動。高度稱贊《流浪地球2》，從場內到場外全方位批判同檔期的《滿江紅》，宣揚“這場票房之戰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工業化的立足之戰，甚至是意識形態之戰”的煽動性言論更是在這場網絡輿論戰中贏得了絕對勝利，構建了一種全圈層、全階層、全平臺的高度統一：哪怕是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時，都未曾見有如此高度統一的輿論環境。
那么，《流浪地球2》不是春節檔票房第一必然是不合理的社會亂象嗎？有關于是否“偷/注水票房”的爭端，有關于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觀眾接受程度的爭端，有關于《滿江紅》部分參與者的意識形態爭端，并沒有在現實中完全改變億萬觀眾的觀影感受，最終也沒有改變張藝謀拍出職業生涯大陸票房最高、也得到相當數量觀眾擁護的類型片的事實。“事出反常必有妖”（《三體》角色史強語），爭端各方都已經進入了無法被說服的“粉圈”甚至宗教模式，也許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這場爭端從根本上展現了各個圈層之間越發嚴重的交流隔離，公共討論場域高度的信息繭房化，以及伴隨著“中國科幻崛起”，科幻圈進入主流時對自身高度的“自信”，或許也存在需要調整的空間。
人人都愛看科幻片嗎？中國科幻掌握的在網絡輿論上的話語權和主流地位，同時意味著在整個中國社會的主流地位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就在春節檔爭端的另一頭，同樣質量出色的電視劇《三體》遭遇了爆款電視劇《狂飆》的關注度壓制，諸多證據指向僅僅依靠劉慈欣的中國科幻才剛剛進入主流，距離真正統治主流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此時，這種席卷整個公共討論場域的黨同伐異，絕非中國科幻給大眾提供的首要印象。固然，欣賞和理解科幻作品確實存在教育水平、生活環境乃至個人性格稟賦上的門檻，但這種“門檻”絕不應該是某種權力的操演，不該形成審美的霸權乃至成為某種“正確”；一種獨斷的、情緒化的對現實情形的主觀判斷和對行業專家極端的“不相信”（比如對電影票房統計行業和相關從業者的完全不信任），也絕非如今掌握相當程度的網絡話語權、深受理工科教育影響、具有實事求是精神的青年人應該持有的——“粉圈”是人類的本性，但如果中國科幻形成了“粉圈”，未免也太“軟科幻”了。
“崛起”的真的是中國的“科幻”嗎？
前文提及，“中國科幻崛起”，真正開始成為主流文化的第一步，來源于世界科幻大會頒發的科幻文學最高獎雨果獎于2015年花落《三體》：從一開始，中國科幻的崛起敘事，就與國家層面主導的“文化輸出”期待密不可分。《三體》確實是文化輸出的成功例證，英文版本在國外賣出近二百萬冊，在日本成為爆款，逐步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幻IP，Netflix（網飛）改編電視劇的工作提上日程，《三體》和劉慈欣得到了全世界讀者的認可。在諸多“文化輸出”的嘗試中，《三體》和其代表的“中國科幻”是目前最受關注、可能性相對較大的一種，兩部《流浪地球》都嘗試了在世界范圍上映，累計斬獲了近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票房，《三體》電視劇配上英文字幕也在外網得到一定關注，這是近年日漸內卷的中國文化產業難得的“國際化”成就。
《三體》劇照
不過，國際上對《三體》和《流浪地球》關注度的差異，其實也正體現了國人以“文化輸出”心態和國際上以“優秀科幻作品”心態看待劉慈欣的不同。從理念層面，《流浪地球》系列驕傲的宣示了“世界人民大團結”“人類命運共同體”“以集體主義精神戰勝災難”；從具體書寫看來，影片中對各個國家政治決策層面的刻畫，也是當今復雜的外交局勢里中方所持觀點的正面寫照。在“文化輸出”支持者看來，《流浪地球》系列不僅展示了中國也具有高超的特效商業片拍攝水準和強大的電影工業化能力，更也是國家意志的表達平臺，“不是獨自逃亡而是帶著地球逃亡”“不是諾亞方舟而是愚公移山”“不要數字生命而要實際生活”等迥異于好萊塢個人英雄主義的價值觀念表達，成為《流浪地球》系列被寄予“文化輸出”厚望的本質驅動力。
相較《流浪地球》系列電影（僅論電影，實際上《流浪地球》原著的價值觀表達與電影改編是存在差異的），《三體》和其“忠于原著”的影視化改編，則相對不具備這個驅動力。《三體》原著中對葉文潔的人物塑造和動機的細致書寫，對中國現代史的書寫和對中國參與的未來國際化社會的暢想，相較于《流浪地球》系列表達都更加含蓄。可以想見，未來很可能存在按照歐美價值觀念改編的網飛版《三體》與尊重原著的騰訊版《三體》之間的爭端，但這種爭端是否能高過本次春節檔的針尖對麥芒是值得懷疑的。
如果進一步拆解《三體》與兩部《流浪地球》電影的價值表達，可以說，相比于《三體》的復雜的讀解多元性，《流浪地球》的電影改編更加符合追求“硬科幻”、熱愛集體主義宏大敘事、對社會結構和人類組織形式寄托以“高度理性”、深受理工科教育傳統影響的當代觀眾的審美口味，也正是這些在網絡上聲音最大、掌握一定話語權的群體，以毫不虛假的、發自內心的真誠，將電影捧上神壇，將“中國科幻”作為文化輸出的工具。
那么，現在真正崛起的“中國科幻”， “科幻”真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嗎？科幻作家和科幻產業從業者對科幻的熱愛和不計成果的投入，是完全體現在商業成就、票房數字、文化輸出效果上的嗎？萬一下一個候選者更加合適，“崛起敘事”將科幻作為一個可替代的能指給更換了呢？哪怕創作者始終保持清醒，但這樣的輿論始終是危險的——與此同時，我們的第二個“劉慈欣”在哪里？面對國內“硬科幻”蔚然成風但國際上早已“軟硬不分”的現狀，我們還需要發展“軟科幻”作品嗎？我們還需要除了《三體》之外，其他方向的有關人性、人文精神和人類情感的討論嗎？我們的科幻在把“人類中心主義”發展到極致，在“給文明以歲月”之后，是否要進一步嘗試“后人類”的可能性，嘗試“給歲月以文明”呢？從更加宏觀的文學發展脈絡來說，幻想類文學的重心已然從科幻轉向了類型雜糅，當代科技的發展速度已經不再如曾經科幻的“黃金時代”那樣能夠提供如此豐富的素材，越來越多的“科幻點子”如今已成為切實的現實主義書寫，屬于我們的下一個時代的“科幻”又在哪里？難道還要沿著美國人走過的道路，繼續高唱黃金時代的贊歌嗎？
這些問題，是每一個熱愛“中國科幻”的人也許應該關心的。著名科幻作家韓松指出，我們現在的不少創作，在“硬科幻”的護甲下，“在某種程度上比較輕文學性和思想性”“透著一種一眼便能看透的淺薄”。只有一個劉慈欣，只欣賞“硬科幻”，只推崇《流浪地球2》的我們，恐怕還不能如此傲慢地保持盲目樂觀。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