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發生數字風險，其影響面不僅關系到產業與經濟發展層面，更關系到經濟發展的非經濟目標以及經濟發展中人們的幸福感。
隨著第四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以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元宇宙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掀起了一場數字革命、智能革命。這場數智革命帶來了生產力的大幅提高，解放了人類的雙手甚至大腦，成為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與新動力。但是數字技術的風險傳導將更加快速、系統性和不可預測，因此，如何正確認識數字化風險，直面數字化風險在社會經濟運行等各個層面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是數字中國建設所必須重視的問題。
總結下來，數字經濟時代面臨五大風險，需要高度重視。
其一，感知數字化帶來個人世界觀、價值觀的改變。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算法推薦機制基于用戶個性化的興趣和需求，會為不同用戶篩選出更具針對性的推薦內容，也因此限制了用戶信息獲取的范圍和廣度，造成信息輸出的單一化和同質化，加劇“信息繭房”（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效應。另外，當前某些數字媒體以更具隱蔽性的方式對某些群體進行思想觀念的塑造、意識形態的演變和文化價值的滲透。在“數據殖民”的影響之下，某些群體的世界觀、價值觀將逐步發生改變，進而放大人們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其二，勞動數字化引發“內卷”與“躺平”現象。數字時代在創造新崗位的同時也會使得一些崗位遭到淘汰，新舊崗位對勞動者的能力需求不同。通常而言，新崗位對于技術的適應能力與知識的創新能力要求較高，而舊崗位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業者多是技能型勞動者。因此，新舊崗位勞動者遷移的過程中會產生就業不足和失業的問題。失業人群再就業的過程中很難彌補現在的就業缺口，只會導致某些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再加上數字時代下的平臺企業商業模式必須以先發優勢搶占市場以獲取壟斷優勢，這也加劇了數字企業非核心崗位用工方式的簡單化、粗暴化。數字時代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人才短缺和勞動者冗余的結構性矛盾導致了“內卷”與“躺平”的社會現象。
其三，貨幣數字化引發金融大變局。除數字人民幣以外，目前，海外主要經濟體也都在開展央行數字貨幣研發，但各國的央行數字貨幣基本都處于試點階段，甚至是研究規劃階段。影響其應用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風險防控機制尚未建立，由此帶來了一定風險，一是影響金融系統穩定和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一旦公眾通過央行數字貨幣錢包可輕松接入央行資產負債表，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的活動將出現較大波動，加劇商業銀行“脫媒化”，破壞商業銀行的穩定性，進而影響銀行融資和發放信貸的能力，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二是隱私泄露風險加大。央行數字貨幣的不完全去中心化管理體制意味著各國央行將承擔著中心化管理的職責，可以收集數字貨幣海量的流動數據，一旦這些數據成為犯罪分子和敵對國家網絡攻擊的目標，將給數據管理方造成巨大損失。
其四，產業數字化推動智能制造、服務制造業升級帶來的產業生態風險。智能制造通過交互式平臺，在產品內嵌入智能模塊，使得企業可以提取分析數據信息以提供多樣化智能服務，如客戶增值體驗、產品優化方案等，企業的業務重心從提供工業產品轉向為用戶提供個性化服務，收入模式從一次性出售產品轉向通過提供持續服務獲得收入。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科斯企業邊界理論（一個企業的邊界取決于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與內部交易成本的對比）或將失靈，企業生產需要通過搭建智能化制造開放平臺，與更多的企業發生連接以形成大的產業生態，而其生產過程的全球化也將面臨系統性、全局性的風險。一是硬件風險，半導體產業的自主可控尤為關鍵；二是軟件風險，開源軟件存在大量漏洞，嚴重影響工業互聯網企業的安全；三是收益風險，企業推進智能制造系統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等固定成本，實體產品也沒有邊際收益遞增的規律，企業回本盈利的前景并不明朗。
其五，競爭數字化引發大國科技制高點的爭奪。中國擁有最大的需求市場，美國擁有最全的創新體系，中美兩國分別以應用層面和技術層面的優勢正在建立一個相互獨立的“兩級化”科技創新體系，并將主導全球的貿易體系和科技競爭格局。美國作為科技領域“守成國”，基于零和博弈的對華競爭思維，將科技發展同國家安全掛鉤，為防止本國尖端技術被其他國家超越，制定的科技戰略具有極強的排他性，對于重大的高精尖領域戰略都有著極強的防御傾向，從而加劇了科技競爭的風險。
數字時代將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做出顛覆性的改變，一種新型的生產關系以及人際關系將得以建立和塑造。也正因為如此，一旦發生數字風險，其影響面不僅關系到產業與經濟發展層面，更關系到經濟發展的非經濟目標以及經濟發展中人們的幸福感。為此，數字經濟的風險防范不僅是政府部門、管理部門的責任，更是我們每個人風險自治的需要。
來源 | 《商學院》雜志2023年10月刊
作者 | 申宇婧（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