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收入差距（gender gap），對許多人來說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即便在今天的高收入國家，男女收入仍然存在10%到20%左右的差距。
在這些國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并不比男性低，甚至平均水平更高。從大學畢業后，年輕男女一同進入職場，一同努力工作，可以想象，一開始，他們的收入差距很小。
那么，女性的收入從什么時候開始明顯低于男性的呢？
答案是，在她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之后。
這是今年77歲的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在四十多年研究生涯中得出的結論之一，作為經濟史學家與勞工經濟學家，她的研究話題廣泛，包括移民、收入不平等、科技變革等等，不過最為知名的，還是她在女性勞動方面的研究。
克勞迪婭·戈爾丁
北京時間10月9日晚，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克勞迪婭·戈爾丁，以表彰其“增進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
在經濟學家這個群體中，女性并不多見。戈爾丁是哈佛大學經濟系首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也是歷史上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
再被視作常識的知識，也需要先驅鑿開迷霧、傳遞火種，戈爾丁就是這樣的人物。在“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發生了什么”這件事上，她用扎實的數據整理與研究，不斷為人們展現全新的、并且令人驚訝的事實。
1 經濟增長必然促進性別平等嗎
經濟增長會自動縮小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差異嗎？透過歷史的鏡子，戈爾丁說，并不如此。
18世紀末以來的兩百年多年，美國經濟飛速增長，但已婚婦女的就業率并非穩步上升，而是呈現出一道U型曲線。
已婚婦女就業率圖示/圖源：諾獎官網
簡單的數據分析無法得到這樣的結果。在戈爾丁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根據現成的數據相信：隨著經濟增長，更多的婦女參與了工作。
戈爾丁卻敏銳地發現，歷史上婦女的工作狀況總是無法如實記錄。在過去的人口普查與公共記錄中，婦女的職業一欄中經常寫著“妻子”，但事實上，許多婦女會同丈夫一起務農、做生意，或者在家中從事手工業生產。
意識到這一點，戈爾丁通過從前的時間使用調查、工業統計和人口普查數據重新編寫了新的數據庫。新數據與原有的官方數據有著很大不同，比如18世紀90年代末，美國已婚婦女的就業率是官方統計數據的三倍。
“我從克勞迪婭身上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像偵探一樣進行經濟研究。”看到她如此嚴謹地處理歷史數據，戈爾丁曾經的一名學生說。
通過追溯、還原數據，戈爾丁揭示了一個新事實——隨著19世紀工業化的興起，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反而相比農業時期有所下降，這是因為工業化使得婦女無法在家工作，直到20世紀初，服務型工作需求增加，婦女就業率再次上升。
戈爾丁使用了統一的“需求—供給”分析框架，來理解美國不同時期婦女在勞動市場上的變化。
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受到產業結構與科技變革的影響，而女性勞動力的供給則更加復雜，社會規范（social norms）、制度障礙與平衡家庭、工作的需要都會限制女性勞動力的供給，其中，女性本身對自我的預期十分關鍵。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年輕女孩們，她們的母親通常都是家庭主婦。因此，她們預想的自己也和母親一樣，將在短暫工作后回歸家庭。她們在規劃教育道路時并沒有意識到：原來我也可以擁有一份長期的職業。
由于20世紀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需求擴大，多數女性都低估了自己一生中的工作量。這種預期與實際情況的錯位，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趨于一致，而也是從那時開始，年輕女性加大了教育方面的投入，直至如今在許多高收入國家，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男性。
1967-1984年按照年齡劃分的年輕女性對就業的期待/圖源：NLS
供給端的復雜狀況，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女性就業率大幅提高的同時，勞動力市場上性別差異的縮小依舊如此緩慢。
在收入差距方面，戈爾丁發現，歷史上許多重要的結構性變化確實促進了婦女收入的增長，比如工業革命時期（1820-1850 年），以及服務業需求上升期（1890-1930 年），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均明顯縮小。
不過，在1930年到1980年之間，男女收入差距基本沒有出現變化，即便這一期間，美國的經濟在不斷增長，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斷提升，女性就業比重翻了一番。
2 透明的天花板
上個世紀，現代勞動力市場迎來了最大的經濟與社會變革之一——在許多高收入國家，從事有償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了兩倍。
然而，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差異仍然顯著存在。為什么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平等進展，會遠遠落后于女性就業自身的進展呢？
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導致性別差異的原因各不相同。在過去，性別收入差異可以用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就業率不充分、在就業上遇到的法律障礙解釋，但如今，我們看到的依舊是這樣的現實：各行各業的高層仍然由男性主導，女性在收入增長與職業晉升方面似乎有一道“透明天花板”，阻礙了她們攀登事業的高峰。
曾經，人們在解釋性別收入差異時，通常認為這是男女不同的教育與職業選擇帶來的，但戈爾丁在一篇發表于2014年的文章中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職業選擇這一因素的影響慢慢變得不那么重要，同一職業內部的性別差異反而愈發顯著。
關鍵的原因是生育。
表格顯示，不同職業的女性和男性年收入的對數比/圖源：哈佛商業評論
早在20世紀初，已婚婦女和未婚婦女的就業率就出現了顯著差異，當時，美國所有女性中有20%的人從事有償工作，而已婚婦女中這一比例為5%。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有更多女性開始選擇從事法律、經濟、醫療行業，她們的職業與收入發生了重大改變，除了增加教育投入、職業預期與現實趨于一致之外，戈爾丁還發現這與20世紀60年代避孕套技術的發明有關，也就是說，女性可以自主延遲結婚與懷孕的時間，對于她們的教育與工作大有益處。
到了2010年，戈爾丁與他人共同研究發現，同一職業內部的性別收入差異，是在女性分娩后出現并且擴大的。
對于今天的大部分女性來說，她們會因為生育暫時離開勞動力市場，當她們重返勞動力市場時，由于需要照料嬰兒這樣顯而易見的原因，女性的工作時長通常會減少——這將對女性的工資收入產生長期負面影響。
作為一位學術女性，戈爾丁觀察到，過去20年間，她身邊的經濟學女博士比例達到了30%-35%，但她們當中終身副教授的比例為25%，正教授為15%。
女性似乎總在職業晉升的關鍵前夜敗下陣來，她們要么選擇離開行業，要么失去了“雄心壯志”，轉而“偏愛”那些清閑、靈活的工作，成為隨時可以回去照顧孩子的母親，盡管這會使得她們在工資上受到懲罰。
這種因成為父母對個體生活產生的影響，被稱為“父母效應”（parenthood effect）。雖然被叫做“父母效應”，但其中受到更多影響的往往是女性。一對年輕父母在面對事業與家庭的圍剿時總是顯得捉襟見肘，在這個時候，通常是女性選擇犧牲事業、花更多時間投入家庭。
父母效應圖示/圖源：諾獎官網
戈爾丁在她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提到，在傳記《美國知名女性傳》中，有孩子的女性不超過三成。成功女性總要面對“家庭與事業二選一”的抉擇，這是一個殘酷的單選題，與之相對，成功男性卻一直能享受“家庭事業雙豐收”。
3 現實的啟示
戈爾丁擅長以歷史的視角探索現實問題的根源。她的研究結論并非美國獨有，許多國家同樣如此。
盡管戈爾丁本人的研究并沒有為解決性別差異提供解決方案，但她系統性地闡述了過去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以及變化為何發生，這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些啟發。
比如，加大對女性教育的投資，或者消除法律在女性就業上的阻礙，可能會在特定時間內對推進男女收入平等相當有效，不過，眼下人們面對的，是一個婦女就業率已經很高、受教育水平可能比男性更高的社會，那便應當尋求其他路徑。
以及，政策制定者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因為改變需要漫長的時間。誰照顧孩子這一“社會規范”可能在短時間內不會發生變化，公司在做出人力決策時的偏好——總是喜歡能花更長時間工作的員工——在短時間內也不會發生變化。
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年輕女孩，即便她們更多地投入了工作，但受到母親的影響，她們的教育選擇并不完全匹配當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人在行為上發生的變化，可能幾十年都不會在數據統計中顯現——直到這群已經變化的人步入中年，并開始成為榜樣，影響她們的“女兒”。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勞動婦女/圖源：視覺中國
了解就業方面的性別差異相當重要，它關乎公平，還關乎一個社會的效率與繁榮。不把工作機會留給最有資格擔任它的人是沒有經濟效益的，如果婦女沒有同等機會參與勞動，或者她們參與工作的條件不平等，就意味著巨大的資源浪費。
為了更好的改變，人們必須了解問題的根源。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Jakob Svensson所說：“了解婦女在勞動中的作用對我們的社會來說非常重要，有了克勞迪婭·戈爾丁的開創性研究，我們才知道未來需要解決哪些障礙。”
本文轉載自鹽財經，作者寶珠，編輯江江，視覺顧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