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河南平頂山職業技術學院的一位大三學生在實習期間通宵直播近9小時猝死一事，引發社會熱議。此事也引發社會對學生直播現象的關注。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在各直播平臺，打著“學生”名號進行直播的人不在少數，其中不乏一些社會人士將自己包裝成學生做直播賺錢；直播內容良莠不齊，有的分享學習經驗、表演傳統文化，有的則打擦邊直播低俗內容；還有些學生想抓住風口躍躍欲試，卻在實踐過程中遭遇騙局。
由于門檻相對較低，又切中了移動互聯網普及的風口，理論上，如今人人都可以架起手機隨時隨地來一場直播。這其中，大學生群體也同樣未能“免俗”。事實上，不僅參與直播的大學生越來越多，一些直播公司和主播也樂于用“大學生”標簽來打造人設，其中不乏故意冒用大學生身份的情況。
客觀說，無論是從基于嘗試新事物，或是將之作為一種職業能力的培養，還是僅僅是為了賺一點“零花錢”的目的，大學生參與直播，都不必被戴上有色眼鏡來看待。
甚至不得不承認，“大學生”直播內容的良莠不齊，如擦邊球、曝隱私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或也更多不過是當前直播亂象的一個縮影而已。目前，并未有確切地的數據表明，大學生群體參與直播的亂象就一定更嚴重。因此，對于大學生主播，倒也可以多些平常心。
但是，直播風瘋狂刮進大學校園，一些在校大學生過早踏入“直播圈”，也確實帶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比如，一些大學生因不注意直播時間、地點、內容而備受吐槽。像有人偷錄老師講課，有人直播自己上課睡覺，還有人晚上在寢室直播……這些就有突破公私邊界的嫌疑，不僅容易侵犯他人權益，也可能由此增加一些矛盾糾紛。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好學業和直播“副業”之間的關系，乃至如何理性對待網絡直播中的種種“誘惑”，對不少大學生來說，已成為一種新的考驗。
網絡直播文化大行其道，對社會的“改造”仍在繼續。在校大學生群體處于一種向社會過渡的階段，身處其中，可能表現出來的“改變”會更明顯。比如，之前有調查顯示，“當代年輕人近六成的就業選擇時會考慮網紅直播等新興職業”，有流行語是這么“調侃”的——大學的盡頭是直播，職業生涯的開端是網紅。
這種擇業觀的改變，可能又會影響到他們對專業、學業的態度。
此外，直播行業給很多大學生帶來了“賺快錢”的幻覺，而讓他們全然忽視了“超95%主播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真相。直播行業看似非常開放，給大學生帶來了更多的機遇，但一味地“卷”向直播行業，也可能意味著一種新的“封閉”。對此，如何實現必要的引導，可能也是現代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正是看到了一些大學生涉世未深，又急欲通過直播行業謀求變現，一些主播孵化機構也盯上了大學生群體。從公開信息看，大學生與直播機構之間的糾紛事件在今天已呈現出多發狀態。很多看起來“輕松、多金”的直播崗位，讓不少大學生怦然心動，但一不小心便可能掉進坑里。這背后的風險教育，也不該缺位。
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對于直播行業趨之若鶩，如何幫助他們趨利避害，盡可能地減少其中的風險和不良影響，這是社會該有的責任。學校、平臺、機構乃至監管部門，或都需要有更多的認識和行動。
畢竟，不管哪個時代，大學生的主要任務依然是學業。對于直播，大學生有些嘗試固然正常，但若舍棄學業，爭相過早地踏入，未嘗不是一種舍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