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永舟
沸沸揚揚的東方甄選事件，終以董宇輝晉級、CEO下臺而短暫落幕。短期內，人們看到了一種打工人翻身的爽文敘事。董宇輝被老板重新請進直播間，給股份，給承諾，捧在手心里。
12月18日那場直播結束時，董宇輝和俞敏洪唱起了《朋友》，在一片惺惺相惜中，迎來了多方共贏的結局。至少，表面上如此。
董宇輝變身副總裁，即將成立個人工作室，雖仍由東方甄選100%控股，但整體結局，依然安撫了相當一部分為其操心和奔波的網友。一番折騰后，新東方股價和粉絲雙雙回漲，更重要的是成功實現了“去董化”：新的直播間，新的賽道。
與此同時，格力總裁董明珠用孟羽童作負面案例，對即將走入社會的畢業生厲聲指教：“年輕人不能拿賺錢當理想”，惹來一片群嘲，董明珠被指格局小，“何不食肉糜”。
而被格力驅逐的孟羽童，反而在社交平臺上人氣愈旺，活動與商務接不完，身價不減反增，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孟羽童
月薪不到一萬的人們，為什么關注這些年入百萬甚至千萬的網紅，緊盯著他們與老板之間一點一滴的互動，偵破職場陰謀，揣測老板動機與意圖，辨析陷阱，警惕畫餅，為網紅要職位、要股票，謀出路，操心程度，堪比對待自己的事業？
這不過是一種自我投射。一個留，一個趕，一個哄，一個斥，董、孟兩個年輕人，無疑是打工人與資本之間關系變化的縮影。
這是一個去繁留簡的時代。宏大的、遙不可及的理想不再能吸引年輕人，粉絲也好，圍觀網友也罷，大眾需要的，是能抓在手里的確定性，是大方坦蕩的趨利和清醒的自我察覺。
時代的鴻溝
1990年，36歲的單親媽媽董明珠扔掉國企鐵飯碗，帶著8歲的兒子南下，來到改革開放春風吹拂的前沿城市珠海，進入格力電器(32.000, 0.05, 0.16%)前身之一的海利空調廠，做基層銷售。
她的“鐵娘子”作風，從那時起就初見鋒芒。為了催收一筆債款，董明珠每天五點多起床到工廠，詳細背誦每一款家電的型號配置，將每個產品牢記于心。
董明珠是一個典型的女性勵志創業故事，代表了那個靠拼搏改變命運的時代潮流。哪怕在這種敘事的說服力大大減弱的今天，她也是當之無愧的“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典范。如今，業內皆知她對員工狠，但很多人不知道，她對自己更狠。
董明珠和孟羽童
比董明珠晚近半個世紀出生的孟羽童，情況則大有不同。
孟羽童出生于互聯網時代，幾乎貼合著網絡發展的步伐，有特長，能進浙大，長得漂亮，討人喜歡。
只不過，這些在董明珠看來是“優勢”甚至是捷徑的東西，其實在任何一個“孟羽童”身上，都不見得有多“有用”。
如果不是參加了綜藝節目，如果不是恰好被董明珠看中，名校畢業的“孟羽童們”，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了，等待他們的，也許不是三年加薪、五年升職和十年實現財富自由，而是30歲的婚育危機，35歲的裁員危機，40歲的育兒焦慮、60歲的養老焦慮。
大企業并不能提供任何保障，近些年互聯網大廠的裁員風波，不斷驗證著這一點，進入越是競爭激烈的環境，越可能因為非能力原因被淘汰。市場經濟的規則已不是二十多年前那套，如今是一個學歷貶值，年齡優勢過剩的時代。
孟羽童畢業于浙江大學
“奮斗敘事學”的祛魅，年輕人的不安全感，在“用腳投票”的網絡紛爭中，一切不言自明。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期待一份工作就能改變命運，是極其不現實的。
時代的溝壑造就了這些認知與立場上的差異。時代之巨變，覆蓋了個體的生命長度，因此，要指望董明珠理解孟羽童，或孟羽童理解董明珠，都不是特別現實的事。
董明珠那一代人所擁躉的“奮斗就會成功”的價值觀，對于今天面對競爭激增，機會驟減的年輕人而言，是粗暴且殘酷的。
但新一代人所追捧的邏輯，對老一輩人同樣有些粗魯：流量等于一切，流量決定一切。
與董明珠同代的俞敏洪，同樣曾經擁躉著那一套“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價值體系。
在以俞敏洪為原型改編的電影《中國合伙人》里，黃曉明飾演的角色復刻了俞敏洪當年的奮斗史，“我要在大學四年里讀800本書”，現實中的俞敏洪，也為了改變階層拼命讀書，不成功便成仁。
二十多年后，他收入麾下的董宇輝也是個讀書人，網友們隔著屏幕感慨“讀書還是有用”的時候，其所指意，卻與俞敏洪當年的升學論已經大不同。
12月17日，沸騰多日的新東方小作文事件，俞敏洪最終還是選擇拋棄多年的戰友，留下了董宇輝。在很多人眼里，這種選擇，不過是擁抱流量。
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打工人的圖騰
從粉絲/受眾的視角看，董宇輝是另一種打工人神話。
作為一個從農村走出來，本打算在城市里做一輩子老師的普通人，董宇輝身上集結了不少打工人的一種理想敘事：被時代選中，勤懇沉潛多年的才華終于被看見，從此絕地反擊，搭上反擊傳統慣例的快車。
相較于上一代人考學、追夢一類的奮斗敘事，董宇輝這種具有時代偶然性的普通人逆襲是不可復制的。也因不可復制，更具有了某些傳奇意味。
董宇輝
對應的例子是“口紅一哥”李佳琦。在今年九月之前，李佳琦在公眾印象里與董宇輝具有類似的打工人崛起路徑：都是從底層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被大眾看見，也都有著不凡的過人之處。
但后來，李佳琦成為了自己身后的美腕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之一，自己也成立了公司，從身份上漸漸與普通打工人脫離了開來。
不好說是身份的變化在前，還是李佳琦自己的心態晃動在前，今年九月的“眉筆事件”翻車后，李佳琦徹底與大多數的“打工人集體”割裂，他也許短暫忘記了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老板而是受眾，因而被大眾背棄。
而董宇輝，他既不像更年輕氣盛的孟羽童那樣，與老板徹底決裂，將自己置于具有風險和爭議的輿論旋渦中，甚至一度顯得孤立無援。
也不像更危險的李佳琦那樣，只身一人迎接千軍萬馬的消費者，靠高速運轉的信息流和商業邏輯立足，同時也隨時可能把自己置于消費主義邏輯的懸崖邊緣。
董宇輝的“成功之路”，恰好契合了受眾期待中最穩妥的路徑。
變身文旅副總裁、高級合伙人，且不說是否算得上董宇輝作為一個打工人的勝利，表面上，俞敏洪暫時安撫了那些焦急奔走的粉絲們。名頭給足了，但仍有不少粉絲和網友，對董宇輝的股份和薪資漲幅念念不忘，孜孜不倦地剖析“老俞借錢給董宇輝買房”背后的微妙感。董宇輝怎么想可能不重要，但人們始終警惕“畫大餅”的職場陋習。
董宇輝和俞敏洪
在這里，受眾代表的既不是飯圈體系里的粉絲，也不是觀看直播的消費者和網友，而是現實中一個個具體的打工人，是一個個困在格子間和寫字樓里，能從各種信息洪流與情境里找到可以為自己所用的信號。
他們從“孫去董留”里看見的，是職場斗爭被打壓的信號，從“俞挽董升”里看到的，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打工人對老板的精神進攻。
與此同時，最年輕的孟羽童被格力“驅逐”出去后，不僅沒有淪為“喪家犬”，反而支持與贊揚聲愈烈，早先那些有關職場契約的道德爭議，也逐漸淡沒。廣告、商務活動、人氣逐漸風生水起，其在個人自媒體上的帶貨狀態，也較之以往更松弛、自信。
網友將現在的孟羽童，與她曾在格力直播間被逼跳舞的狀態兩相對比，得出結論：她的選擇是正確的。如今的孟羽童，接兩條廣告，抵過在格力加班加點兩個月。
理想敘事的衰弱
去年，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毫無意義的工作》（又名《狗屁工作》）中文版出版，在社交平臺上流行了一陣子，書中提到，在現代社會，資本價值、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是互相分離的。越是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比如護士、老師、清潔工、消防員等職業，現在工資越低。反而是那些對社會沒有太大貢獻的工作，比如網紅等，工資越來越高。
時代的規則變了，但顛覆帶來的，除了眾聲狂歡，也有摻雜其中的難以察覺的哀嘆。
聞會軍和于文亮
狂歡來自那些渴望一次顛覆與叛逆的社畜，哀嘆來自從小受著功績主義教育長大，拼盡全力上大學，甚至是好大學，畢業后，卻可能發現自己混得還不如那些沒有學歷的網紅，比如曾經的快手辛巴、今天的小楊哥等主播，從草根到年入千萬，需要的反而是一些反常規，甚至是反常識的路徑。
“混”，這個最初流行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字眼，攜帶著一種充滿激情的機會主義。用當時的話語體系來說，董明珠也是九十年代“混得好”的代表——起點低，沒有亮眼的學歷，也沒有好的家世背景，憑一己之力一步步打下自己的商業江湖，踏入富豪榜。
工作的本質在不斷演化，越來越多的行業，越來越多心懷夢想的普通人，都可能在時代洪荒勢不可擋的大趨勢面前隱入塵煙。理想主義的敘事，不那么管用了。
不過二十年前，北島那句“那時我們有夢……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夢碎的聲音”，還是一個時代信條。不必人人都得有夢，但那個時候，夢想不是用來嘲笑的東西，有理想的人，也不是易碎品。
如今，考公考研大軍浩浩湯湯，數據里隱藏的集體情緒，是求穩，是生活的絕對值，在穩定的基礎上，更多年輕人對生活的期待和設想，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樣滿懷激情了。
而在真正的理想面前，真實的自我渺小、脆弱得不堪入目，隨時可能被淹沒在時代洪荒中。一想到這一可能的未來，普通人難免乏力。
前不久，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教授王芳（金麒麟分析師）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談到時下最流行的哲學家韓炳哲，后者對“優績主義”的消解，在東方社會可作此解：“努力并不必然會帶來成功，但是對成就的渴望卻永無止境。這種內在的壓力讓人們疲憊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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